数字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也是破解基层负担难题的重要变量。数字技术嵌入政务运行，既能成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助推器”，也可能在错误政绩观和形式主义惯性的裹挟下催生“数字形式主义”。202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规范化管理办法》，明确要求统筹为基层减负和赋能，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和政务服务中的“面子工程”。数字治理应回归基层减负本位，真正服务基层、回应群众、提升效能。

在“赋能”与“增负”之间看清数字形式主义

重建设轻应用，平台运行“悬浮化”。部分政务数字化项目在推进中追求“有无”而忽视“效用”，平台建设与实际工作运行脱节。有的智慧平台展示功能强、实战应用弱；有的管理系统上线后使用率低，基层仍依赖线下登记、电话沟通和人工协调。正如一些基层干部所反映：“系统空转在云端，工作还得靠手写。”

重留痕轻实绩，基层事务“指尖化”。政务APP、工作群组旨在提高协同效率，却在过度考核和层层加码中异化为新的负担。打卡签到、积分排名、截图上传等要求层出不穷，迫使基层干部忙于“拍照上传”“群内响应”，以痕迹证明落实、用截图充当实绩。

重数量轻质量，治理成果“数据化”。一些地方以用户数、活跃度等表面指标衡量数字化成效，把“数据好看”等同于“工作出彩”。在此导向下，重复填报、层层报数、数据包装等问题不断滋生，部分功能重复、使用率不高的政务应用长期存在，挤占了基层宝贵精力。

在“显绩”与“实效”之间找准治理症结

数字形式主义的滋生并非偶然，既是形式主义的“旧病”复发，也是数字技术的“新形”变异。

政绩观念中的“数字显绩”冲动。政绩观是干事创业的“总开关”。一些地方把“数字显绩”置于“治理实绩”之上，片面追求数据好看、排名靠前，将平台数量、系统规模、线上活跃度等视为直观成绩，热衷打造可视化成果和展示型场景，却忽视了基层的实际需求和群众的真实感受，使实干让位于虚功，让“指尖政绩”代替了“脚下实绩”。

考核评价机制的导向偏差。考核评价是干部行为的重要风向标。基层治理成效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隐性特征，而打卡率、响应率等量化数据更直观，易于成为管理上的便捷抓手。一些地方过度依赖过程性指标，把“有没有留痕”当作“有没有履职”，把“线上响应”当作“工作落实”。当考核重心从群众满意、问题解决转向痕迹完整、数据达标，就会形成以手段替代目的的目标置换。

技术治理的“工具理性”扩张。技术是治理的工具而非目的。数字治理的重点在“治理”，而非单纯“数字化”。一些地方过度强调技术先进性、平台覆盖率和数据采集能力，易陷入“为技术而技术”的误区。技术若不能深度嵌入治理流程、有效打通部门壁垒，就难以转化为治理效能，反而可能让“数据逻辑”取代“民本逻辑”，放大形式主义风险。

在“规范”与“赋能”之间推动减负落地

找准了病灶，更要对症下药。整治数字形式主义，关键在于校准治理方向、规范平台运行、提升技术效能，推动数字赋能治理回归基层减负本位。

以正确政绩观正本清源，重塑考核“指挥棒”。治理数字形式主义，首先要扭转“唯数据论”的片面导向。202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强调坚决纠治“重显绩轻潜绩”“重形式轻实效”等问题，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切实把群众满意度、问题解决率等减负实效作为衡量数字治理成效的硬标尺，推动工作导向从“数据好看”向“群众好评”转变。

以制度规范扎牢运行“笼子”，筑牢机制“防火墙”。长效治理离不开刚性的制度约束。要严格落实《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规范化管理办法》，健全政务应用程序全周期管理机制，严格立项审核、备案检测和运行评估，对功能重复、使用频率低、实用性不强的应用程序果断整合。要完善基层“数字减负清单”，明确工作群组、考核系统等数字工具的功能边界和使用规范，压缩重复填报、强制打卡等操作的空间。

以集约化建设推动技术向善，打造治理“赋能器”。技术应用的初衷在于赋能增效。数字治理要防止“重上线、轻实效”，关键在坚持实用导向、需求导向和融合思维。要推动政务系统集约化整合和跨部门数据共享，打破信息壁垒，统一数据标准，真正实现“一次录入、多方复用”。推动数字工具轻量化、便捷化改造，紧扣基层高频事项优化功能设计，让系统更好用、干部少折腾。唯有让技术供给精准对接基层实际需求，才能把数字工具真正打造成为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提升治理效能的有力支撑。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韩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