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茂君
1944年6月26日，冯玉祥将军第二次到自贡市倡导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经过一个月的发动，仅22万人口的自贡市节约献金救国捐款达1.2亿元(法币)，人均约600元，创下了全国城市节约献金救国捐款之最。当时重庆人口达百万，捐款金额却只有自贡的三分之二。盐商王德谦个人捐款1500万元、余述怀个人捐款1000万元，个人献金数目居全国之首。王德谦、余述怀由此获得国民党中央颁发的四等星勋章，蒋介石还在重庆接见了余述怀，王德谦称病没有前往。
珍贵的旧闻
增产赶运带来了自贡盐业的大发展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沿海盐场大部分沦陷,产销出现严重缺口，原先由海盐济销的正值抗日前线的湘鄂军民，处于淡食之苦，甚至影响到整个抗战的进程。1938年3月，国民政府下令川盐增产赶运，并明确指出，增产赶运，首先从自贡盐场开始。
在国民政府大量优惠政策支持，川康盐务局积极谋划组织，盐商、盐工努力工作下，1939年，自贡盐场盐产量就由1938年的3278874担增加到4658399担，增长了42%，占到川盐产量的55.1%、全国产盐的20.6%，在全国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8年抗战期间，自贡盐场年产量维持在480万担，共产食盐192万吨，保证了国民政府管辖区约2亿人口中四分之一人口的川、黔、滇、康、陕、甘、湘、鄂等省五千万军民的食盐供应。整个抗战期间,自贡盐场上缴盐税20.97亿元，约占全国盐税的四分之一。这些税钱可以发27个标准陆军师一年的军饷，若购买黄谷，可供270万军队一年的军粮。于是，“自贡市……在国防经济上却站在第一等的地位。”（见《冯玉祥1944年7月22日给爱国朋友的第十二封信》）
1944年6月26日上午9时半，冯玉祥将军一行从内江来到自贡市，开展第二次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到7月31日晨冯玉祥将军离开自贡，经富顺县返回重庆，历时35天。冯玉祥将军认为，虽然战时重税繁捐，但自贡市有钱人还是不少的，内江就如此。所以这次来自贡，冯玉祥将军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自贡的盐商及各井灶大户，能以国家民族为重，捐献巨款，以渡抗日难关。最好先劝说一二大户带头捐巨款以带动其他，如东场之王德谦、西场之余述怀，就可以每人拿出一千万元。王德谦、余述怀是盐商中的最大独资者。
自贡是个因盐成邑、因盐设镇、因盐设市的城市，其盐业生产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章帝（76—88年）时期，为中国和四川的主要井盐产场，其盐业生产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章帝（76—88年）时期。自十九世纪中叶因“川盐济楚”走向鼎盛，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手工业工场和四川井盐生产中心，年产值约4940万美元，“富庶甲于蜀中”。抗战时期，自贡地区的高产黄卤井年均利润6000两白银、黑卤井则达到14000两白银，高者可达50000两白银以上，一年左右就可收回凿井成本。用天然气烧锅制盐100口者，年利润可达2—3万两白银。几十年来，自贡盐商聚敛了大量财富，个个家产丰厚，人人腰缠万贯。
自贡人又极富爱国热情，1942年，自贡盐场职工就响应《新华日报》发出的“献机运动”倡议，捐款献出了“盐工号”和“盐船号”两架飞机，青年、学生捐款献出了“青年号”飞机一架。1943年第一次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又捐出208万元。因此说，冯玉祥将军叫王德谦、余述怀这两位大盐商每人先捐出1000万元，是有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的。
盐商余述怀
蒋介石为余述怀巨额献金奖励的别克轿车（1944年）
王德谦献金1500万、余述怀献金1000万元
王德谦、余述怀得知此事，心中一颤，一时不知如何办才好。
王、余二人都清楚，如果日本侵略者打进了四川，占领了自贡，自己成了亡国奴，天大的家产都会化为乌有。捐款，捐一大笔款如三四百万元，我们自会毫不犹豫，若捐1000万，就会影响盐场资金周转呀。但若不捐，又肯定会得罪地方政府和盐务局，那以后诸多事情也不好办。
余述怀的儿子余厚钦、贡井盐场产炭花灶盐业工会主席胡少权、西场黑卤井公会文牍黄直宗，则主张余述怀捐1000万元。他们劝余述怀说，捐献1000万元不仅是为抗日救国出力，个人亦可获得爱国美名，而且可以由此取得政府和主管机关的重视与扶持，利于整个盐场的发展。至于捐了会影响盐场资金周转，可叫盐务局借垫代缴，以后在每月应得盐价中扣还，缓解压力。
市政府、盐务局见余述怀答应捐1000万，心上石头一下落了地，当然立即答应余述怀的请求。余述怀捐1000万元后，冯玉祥将军偕夫人、儿子在市长刘仁庵陪同下，去大安寨拜访已十多年不见宾客的巨绅王德谦。中午，王德谦以豆花、回锅肉简单筵席招待冯玉祥将军。冯玉祥将军对此则赞不绝口，恭维王德谦道：“我见为富不仁者多矣，未若君富而能仁，里人美之。可得闻否？”这恭维恰到好处，一下就触到了王德谦的得意之事。
于是，王德谦有些得意地说：“我每年腊月均以白米千石，分等施孤济贫；我食鱼不忍食活者；我婶母嫁女与罗翰林之子时，金钟银碗，火井数十眼、水租一千多石、公馆一座，我认为积德贵不奢。素闻将军重俭，我也食不重肉。”冯玉祥将军由衷赞叹道：“君诚仁人也，富而好俭，且富而积善。”得到冯玉祥将军的夸奖，王德谦非常激动。
冯玉祥将军端起酒杯从座上站起来，慷慨说道：“君能以人饥己饥之心待乡人，盖不以弦高自视，救一国之急、救国士之心否？君不忍食鱼之死，盖能忍千万将士之浴血奋战而不为之输将乎？君能俭以积德，玉祥认为必能以民族为怀，为延续国脉民命而仗义也。”
一席话唤起王德谦的爱国之心、仁爱之心，王德谦热血沸腾，铿锵说道：“余（述怀）某出一千万，我出一千万之外，再以食盐五百万赠之。”冯玉祥一仰脖子，一杯酒干了，以表谢意。随即离席，在备好的四尺宣上酣畅淋漓地大书“今日弦高”四字，赠予王德谦。
冯玉祥将军主持献金大会
小贩、家庭妇女、难童、囚徒、乞丐都踊跃捐款
自贡人民的节约献金，不但盐商、职员、盐工、公务员踊跃捐款，连平凡且贫穷的小贩、囚犯、难童、孤儿、劳工也将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积极捐献，甚是感人。流浪到自贡以修理钢笔为生的杨春祥，在自己生活本就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将自己的所有积蓄1135元全部捐献出来，支援前方的抗战。
乞丐是靠乞讨为生的极贫者，尤其是高龄乞丐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但77岁高龄的乞丐廖德福，投书自贡市献金分会并附上自己仅有的297元钱。
监狱的囚犯也节食献金。内井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犯人绝食献金，共得现金10500元，同时还进行个人献金，收到了4150元，总共捐献了14650元。市军事人犯看守所的囚犯在所长的发动下，全体绝食一天，将所节省的粮食变卖后得款4000余元，加上囚犯的捐献，献金总数达到了21000余元。
自贡人陈烈林，原是45师135旅副旅长，于1938年在潼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壮烈牺牲。陈烈林牺牲后，其妻罗洁林生活十分清苦。虽然家境贫困，但罗洁林却深明大义，将自己一个重三钱多的结婚戒指捐献了出来。同为抗属的三圣桥宝元甜食店主人王淑媛老太太，在“七七”这一天举行义卖，将卖面包所得的5000元钱全部捐献给了市献金分会。
普通盐工刘彦臣之妻夏氏，每天下午在新桥头第四号铺侧摆凉粉摊，以卖凉粉为业，每日可获利70余元，夏氏决定将每日所获利的一多半捐献出来，即每天捐献40元，但又觉得卖凉粉得来的钱太过零碎，于是将其积攒下来的2000元整数捐出。
其数虽微，但作为生活贫寒的普通百姓，能够有此义举，与那些富商巨贾比起来一点也不逊色。
冯玉祥关于自贡献金的部分手稿（1944年）
巨大的献金数字是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产生的
国民政府退守内地坚持抗战后，日军对大西南缺乏地面攻击能力，遂令陆海航空兵联合实施对大西南“战略、政略中枢”的大轰炸，实施日本战史所称的“百一号作战”计划（1938年12月26日——1940年5—9月）、1941年7月开始的“百二号作战”计划——针对自贡盐场的“盐遮断”轰炸计划。日机对自贡盐场实施了7批次474架次轰炸，共投下炸弹、燃烧弹1544枚，炸死365人，炸伤622人，造成财产损失1.24亿元。
面对日军“盐遮断”的狂轰滥炸，我们的盐工并没有屈服，没有退缩。当空袭警报响起时，在生产岗位上的盐工“才扎灭炉火，覆盖井口，进入附近掩体，而在熬盐岗位，即使轰炸之时也不熄火，坚持煎盐”。日机一走，自贡民众就全体自发抢救伤员，修补房屋，清扫环境，恢复生产。即使是日军“盐遮断”狂轰滥炸的1941年，自贡盐场盐产量仍比上年增加8万但。日军不得不承认，“由切断盐的补给而酿成厌战气氛，依靠航空歼灭战压迫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的企图，失败了。
除了冒着日机的狂轰滥炸加紧增产赶运外，“盐商的困难是成本高涨，原料缺乏（如钢绳），而盐的价格受着严格的管制，常常不敷成本，缺乏资金，往往不得不以高利去借贷。盐工的困难是除了自己的伙食以外，每人每月工资仅二千余元，只够买一老斗米，即以一家三口计算，也不够维持最低的生活。”（见《冯玉祥1944年7月22日给爱国朋友的第十二封信》）
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自贡人民为民族解放竭尽了全力，奉献了忠诚，建立了殊荣，盐都献金甲天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忠诚和贡献，自贡人民的思想境界也在这种忠诚和贡献中得到升华。
主要参考资料：
1、《新运日报》、《自贡新闻》《川中晨报》1948年6—8月；
2、1944年《自贡市献金分会纪念专刊》；
3、胡少权：《冯玉祥将军莅自贡盐场“国难献金“纪实》；
4、家沛：《冯玉祥将军在自贡》；
5、王大贤：《冯玉祥智激王德谦》1989年2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7、徐勇：《日军对自贡井盐基地的轰炸与中国的防御》，《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