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省乐山市境内和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曾经有一条连接乐山和西昌的乐西公路，该路今天已经废弃，只有极少路段还在使用。这是一条抗战公路，曾在调集了20多万彝汉民工，死亡人数众多，可谓是彝汉人民用血肉筑就的抗战路。

抗日战争时期，西昌还是一个环境闭塞，经济文化落后的边陲小城，连盏电灯连个电话都没有。尤其交通不便限制了它的发展，更难担当战略基地重任。抗日战争的炮火没有波及到西昌，日本鬼子魔鬼般的身影也没有出现。然而，突然之间，西昌却发生了巨大转折。

1939年7月7日，西昌军民和学校师生约3000人在西昌城仓街城隍庙广场举行抗战两周年纪念会，国民党行辕主任张笃伦在会上讲话。他没有讲稿，浓重的湖北安陆口音使人听起来吃力。但“军民一心建设好西昌战略根据地”这一句，因反复提到，并加重语气，让台下的军民和学生听明白了。学生赵乐群这天也参加了活动，他回到师校，教地理的杨老师再加以阐释，只见学生们抗日情绪高涨，大家都兴奋不已，认为是西昌的殊荣，因而久久难忘。赵乐群后来离开师校，考入西康省战时工作团，在宁雅各县巡回宣传抗日，便把张这句话作为鼓舞士气的标语口号之一到处讲，到处写。但战略根据地具体内容是什么?怎么决定的?他当时还是不太明白。后来他进了《新康报》后，才逐渐弄清楚的。原来把西昌定为抗战战略根据地，是抗战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战略决策，是“最高统帅”蒋介石提出并付诸行动的。张笃伦只是第一个在西昌公开宣传这项决策的政府大员。正是因为国民党的这个决定，才有了在四川省彝汉地区抢修乐西公路的事儿。

　　                 

修筑乐西公路的事情起于1 938年底。是年秋，日寇大举进犯华中华南，武汉等大、中城市相继沦陷，国民政府撤退到四川重庆。日寇气焰正炽，乘势诱胁国府投降并逼蒋介石下台言和。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等中央要员于12月初叛国投敌。在各党派支持下，蒋介石下决心抗战到底。日寇遂对我后方大小城镇滥施轰炸。袭击重庆敌机每天达一二百架次，且常数昼夜不间断，市民死伤累累，市中区遭严重毁坏，生活、生产、工作无不陷于窘困。在此形势下，当局为长期抗战计，必及时安排后备战略根据地，一旦重庆难保即将大本营迁移。于是蒋介石选中了西昌，决定以之为预备行都。

西昌位于西南地理中心，管毂川康滇黔藏，背靠印缅国境，是古代蜀身毒商道咽喉，确是战略要冲。蒋介石对西昌山川地地形，人文概况也了如指掌，熟谙于心。三年前，他调遣十几万军队企图在西昌越西间围歼红一方面军时，就作过具体了解。从他当时的公开讲话、给部将手令、电报、亲笔信中可以看到，他对部队到西昌后，在何处宿营为宜，碉堡应建何地，过民族区要注意什么，送何种礼，写啥内容标语等等，都详尽无遗作了指示。不仅如此，他在1 9 3 5年5月1 9日下午，还和“剿匪军”第二路司令龙云，自昆明乘飞机来西昌及四周山地、河谷上空作过实地观察了解。足以证明他并非轻率抉择。

此时，重庆行营组织的边区调查团刚好完成《宁属调查报告汇编》，并送达大本营各部。调查团长常隆庆在报告导言中，特别强调“安宁河流域乃中国理想之工业基地”，原行营主任，时任大本营政略部长张群，据此向蒋介石和各部建议，立即着手开发西昌一带战略资源以支持长期抗战。当时的大后方确实再也找不出二个像西昌地区这样资源富集、潜力无穷的“聚宝盆”了。在他竭力鼓吹以及各种因素权衡之后，终于促成了大本营这一重要决策。

1 93 8年底蒋介石即下令在西昌特设行辕以统管基地建设事宜，派其得力干将原重庆行营办公厅中将副主任张笃伦为行辕主任，抽调拱卫陪都重庆的国府警卫军第36师(由德国训练装备的三个精锐师之一)来昌戍守。张于1 939年元月底到达。2月，行辕即展开工作。

要把西昌作为抗日基地，抢通西昌与外界陆地和空中通道就是最为关键的工程，于是便有了乐西公路和西祥公路，以及西昌小庙机场。

乐西公路是当时中国公路建设史上最艰险的工程，是连接成渝、川中干线全长52 5公里的“乐(山)西(昌)公路”，起自四川省乐山县，跨青衣江，经峨眉、龙池，再循大渡河经新场、金口河、绕越蓑衣岭，至岩窝沟，入西康省，偏西南行抵富林（汉源县），沿大渡河至石棉；继续南行经冕宁、泸沽等，止于西康省西昌。其终点与西祥公路（西昌至云南西祥）衔接。

1939年8月，当时的国民政府成立工程处，正式开始修建乐西公路。筑路施工开始，蒋介石于1940年1月严令交通部：“乐西公路务于本年12月完成，否则依照军法违命误期论罪。”时隔两月又下手令：“乐西公路务于本年6月底前完成，其筑路进度须于每星期详报一次，所筑各路之工作，应以此路为中心，其它公路不妨暂缓”。

蒋介石两下命令，可见筑成乐西公路的紧迫些。当时华北、华南等大片山河沦陷，“铁路、水运效能锐减，一切物资运输惟公路是赖”，使西南、西北公路成为了抗战时期运输的两大动脉。加上乐西公路沿线煤、铁资源储量丰富，又均是产粮区，所以蒋介石是很重视的。 抗战形势险恶，基地需要急切，而国民党政府效率低下拖拉成习，于是一些建设项目都不得不由蒋介石以亲笔手令下达，并以军法要求限期完成，否则严惩不贷! 所以各部会奉令后才不敢玩忽对待。 

在英国还未封锁滇缅公路时，为抢运国际援华战略物资，分流滇缅线车辆，蒋介石又令交通部抢修西昌至滇西祥云的“西祥公路”。这条路长548公里，六万多民工半年内就修通了它。乐西、内（江）乐、祥云三路合并成“川滇南路”，在西昌设局统管。从滇西国境到陪都重庆，它比川滇东路捷近465公里，成为后方运输的大动脉。至此，西昌在抗战中的地位愈益突出。

大本营当时还决定自西昌起修建一条至印度阿萨姆邦雷多的国际通道，即报刊所称“西雷公路"。但因英、印政府借故阻扰，不能按计划实施。后战局变化，军工所建中印路仅止于缅境。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修乐西公路之前，国民政府已经加速完成西昌小庙机场扩建。工程由航委会设计，行辕具体督修。一万多各族民工经近两年劳苦，终于把一个小型临时机场改造成当时后方最大机场，可以起降各类重型飞机。扩建后随即设立了空军第六站，进驻了空军机群。 随后又自广西柳州迁来空军第五修理厂(西康省境内最大的现代工厂)，并向民航机开放。1 942年后，这个机场成为美军开辟的驼峰航线唯一中途站，进驻了美国空军。这条自印度兰姆迦经西昌至重庆的空运线，是抗战后期中国对外交通生命线。

国民党为什么在大陆要失败，至今值得研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十分腐败，在乐西公路中，我们依然能看到“腐败”的身影。

西昌行辕处长程冠珊见西昌筑路工程缓慢，曾亲自到拖乌段检查工程进度，调查原因。在工地召开各级负责人会议指出：“为啥其它县都胜利完成任务，唯西昌县拖延至今，停滞不前?军火运不到前线，怎能打仗?主要原因是一部分队长、事务人员吸食民工骨髓，造成工人病、饿、死亡的严重现象。希望驻工办事处、民工总队长彻底清查贪污、舞弊，把经费落实到民工头上，改善生活条件，使民工吃得饱，穿得暖，加把劲，迅速完成……”

工程管理中还存在一种不正之风叫做“烧香"。有的民工队为了敷衍工程质量，用财物贿赂段长、工程师、监工员。不会“烧香"的容易遭工程师、监工员故意刁难，

参与修路的德昌人刁永誉在文史中写道：我每天到各联队了解情况，顺便医疗病工。见锦川联队长翟家政写信回锦川路协会要腌肉二百斤，盐蛋一千多个，糖两百斤，我很想不通，问：“为啥要苛求索取，加重农民负担?”翟家政说：“不把香烧好，恐怕再是几个月也回去不成。”

物品如数驮运到拖乌，翟家政分头拜送。这柱香烧了果然灵验，过了两天监工员黄国跃到锦川联队部满面春风地向翟家政说：“再过两三天就收你们的方”。于是锦川联队先交方，先走路，接着其他联队也照例“烧香”，陆续回家。

蒋介石严管的工程尚且如此，可见国民党的贪腐盛行，国民党溃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1939年8月，乐西公路分段同时开工，全路共在四川、西康征调民工20多万人，仅乐山、眉山（1954年并入乐山）两个专区就有14万人。 

据统计，自1939年5月的路勘至1941年底，长达525公里的乐西公路全线正式竣工通车，共征集了川康地区彝汉等各族筑路民工24万余人，全线动土850多万立方米，凿石240多万立方米，架设桥梁2600米，铺设路面117万平方米，历时仅一年半就建成通车。还有一说是蒋介石限交通部长章嘉礅一年内完成。

这些民工是怎么征集来的呢？刁永誉回忆：“乐西公路”于1 939年动工，按“每户一至三个民工”的征工办法，由川康两省征调民工修筑。当时德昌属西昌县第三区，辖六个联保(乡)，按每个联保大、小及人口多少摊派民工。西昌县民工总队队长由罗杰芝，后换叶鸿章担任；牟平知任德昌区队长，下辖联队。联队之下分别为分队、小队和班。各联队民工的口粮、工具由联保处征派集中。为了加强征工效率，每个联保均设“路工协进会”，简称“路协会”，负责征工、征粮等事宜。

线路定下后立即开工。为加强抗战公路建设，采取“库款直办”，整个工程预算3000万元，由中央直接拨款，交通部总公路管理处直办公路工程，这无疑是加快进度的一个重要举措。

国民党政府本来财力十分有限，路是要修的，许多负担只有转嫁给百姓，因此乐西公路修筑成为当地百姓学生沉重的负担。在征民工后，西昌县又来一次大征派“路石补助费”，包括浮钱、粮、工具、人，农民弄得疲如奔命，卖房卖畜交付派款。一事尚未了‘结，“抓壮丁”的命令又接踵而至、保、甲长趁机又大捞一把，有的人家在兵、工两役的双煎压迫下，弄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惨不堪言。保、甲抓不到壮丁、民工，便夜间围屋搜查，造成农村经济破产，田园荒芜的严重后果。

西昌民工出发时须自带百十斤口粮(老弱、病患民工自带三十斤)，加上被盖、工具上路。由于老弱、病患者多，背负过重，每天只能走三、四十里路。负责后勤的事务人员对此无充分准备，到达街道，往往找不到住宿，买不到柴、菜。客店住房一见民工就家家关门拒绝，民工队只好找破庙栖身。全县民工疲惫不堪，怨声载道。因途中病、衰、老、弱过多，食宿困难，民工中途逃亡者甚多。名额差了又命当地路协会、保、甲长将逃跑民工逮捕送去。遇上中途有人死亡，或遇上有的逃到外地隐匿不敢回家，保、甲长又来一次小摊派，名曰“补送民工费”。

西昌县筑路任务是先修龙大段(今汉源的富林，由农场到大充)。农大段毛路形成后，又迁至拖乌。像德昌施工队伍由德昌出发到达“农大段”需要十五、六天，到“拖乌段”需要十一、二天时间。本来一天能完成的任务，至少也要三、四天，因而拖延了工期。民工到工地后无工棚住，需露宿几昼夜才搭起临时工棚。

刁永誉回忆，盐源修筑任务完成后，他由盐源县施工工地回家省亲，到德昌区署向区长张志道报告详细情况。张正为公路任务完不成而大伤脑筋，便命他把德昌补充修路的四百多名民工送到拖乌。因碍于师生关系不好回绝，他只得勉强接受这任务，但心中十分恐惧，他心想：“我尚年轻，这项艰巨任务如何完成? ”鉴于过去的失误，他认真地作了安排布置，包括两名分队长负责的落实，途中伙食、住宿的妥善安排，宣传群众不喝生水，互相照顾，以及民工负重问题，生病问题的及时处理等。这样，途中没一人病倒，没一人逃跑，行程加快，只六、七天就顺利到达工地了。主任兼总队长叶鸿章见三区(德昌区)补员到达，非常高兴，叫他留在西昌工段协助各联队工作。

施工全靠体力劳动，又无机械操作，安全措施不得力，补给困难，医疗差，加上时间紧任务重，因此导致修路施工人员死亡率非常高。

 在最危险的岩窝沟作业时，一名工程技术人员被爆炸气浪冲下深沟，仅筑此段路先后就有39名工人不幸坠岩身亡。全段因工死死亡的人数也非常之多。

在拖乌、连三海、鲁坝、菩萨岗一带都比较高寒，经常是中午干几个小时，到太阳偏西寒风凛冽刺骨，体力不支，只得早收工。民工们被盖破烂，衣服单薄，难以御寒，因此不堪高寒侵袭死者甚多，饿、患病者更是不计其数。

铺路面的沙要白、要细，石子要大小均匀，否则作废。民工在拖乌、萨岗一带找这样标准的沙需要到十多里路远去挑。有时途中遇到暴风，把人吹得窒息西昌六合乡因风吹死了几个人。有的被雪花吹瞎双眼，德昌锦川联队就有四人成了瞎子，痛苦终身。   

当时，民工粮食是靠驮马运输。西昌马帮由昆明运货到西昌，图取高运费，运工粮只给途中生活费，所以马帮都千方百计避运工粮。西昌县又无具体办法控制马帮，组织马帮，只能临时调集一些闲散的马匹来搪差事，负重既少，行程又慢，严重影响民工生活。工地经常断炊，用洋芋、园根萝卜充饥。肉、油数月未见。民工口粮、工具经常被盗也影响施工。民工的生活困苦，又不注意卫生、安全，民工口渴都喝生水，可能拖乌河的水有毒，喝了就屙血，很难治疗。因为营养不良，医疗条件很差，因此饿死病死的民工不计其数。

乐西公路经过彝区荒山，地形复杂，路线较长。西昌县长周游对路工的组织安排太差。征工办法简单粗糙，只用强迫命令，不考虑民工冷暖生活。筑路管理杂乱无章，怆惶失措。也有会理、盐源、冕宁等县措施得力，安排恰当，按期完成任务，凯旋回县。

刁永誉在德昌县文史里记载：“督工组长张建文叫我最后离开负责清理善后手续。我沿途清点死亡民工坟墓，德昌区共死了四百多名。坟墓简单，墓前插一木牌写上姓名、住址，以便家属取尸安埋。因我是锦川人，所以特别留心，仅锦川联队就有七十二座坟，当时我详细作了笔记。 ”

关于死亡人数，一般说是多达3万人，从《四川省公路志》的统计数字看，乐西公路发生筑路死亡人数当在4000人以上，平均每公里死亡7.6人，而在工程最艰巨的岩窝沟是20人。 

经过艰苦的努力，两端工程于1940年6月打通，至1941年元月全线通车西昌才有近代交通工具——汽车的出现。2月1日，国民政府交通部公路管理处处长赵祖康主持了通车典礼。赵祖康履经全线，深感乐西公路历尽艰险，终于筑成，是中华民族血汗、精神的结晶。于是勒石为碑，碑石正面大书“蓝缕开疆”四个大字，并题词纪念。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2 0多万民工用血肉之躯筑成了乐西公路。在抗日战争中，乐西公路不辱使命。它承担了滇缅公路被截断前抗战物资的接转任务，间接部分承担了驼峰航线、中印公路的抗战物资接转和相关工作；在抗战滇缅战区，它承担了部分中国远征军运输工作，特别是保卫怒江惠通桥，由乐西公路运送至西昌的71军第3 6师，及时经西祥公路星夜赶赴惠通桥，与过桥日军激战，扼守住惠通桥，最后，在怒江形成与日军对峙战局，确保了西南大后方的安全。可以说，一条乐西公路，就是一部西南大后方的全民抗战史。

如今人们几乎忘了乐西公路，这条路大多路段也已废弃，曾经的辉煌已经沉淀。曾经将成为国民党“抗战基地”的西昌，最后又被国民党当成“反共基地”，并为国民党离开大陆的“最后一站”。今天的西昌已经成为欣欣向荣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在凉山境内如果能找到一段乐西路遗址，建个抗战纪念碑，我觉得很有必要，不能让后人忘记这一段历史，不能忘记当年抗日所彝汉人民筑就的血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