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李致，1929年12月生，1946年12月入党，四川成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为前方战士捐寒衣，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加入党的地下组织。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共青团和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工作，曾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出版总社社长、党组书记，后兼第六届四川省政协秘书长、省文联主席等职。
他静静地坐在客厅一角，夏日灿烂的阳光透过落地窗照在他身上，映得他整个人熠熠生辉。李致，这位17岁就参加革命，在各个历史时期用行动践行初心、书写忠诚的老党员，用略带激动的语调，将内心最朴素真挚的家国情怀徐徐道来——
我今年92岁，党龄75年。我的一生，经历了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走过了如火如荼的建设年代，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很幸运，能在党的领导下成长，我也将以满腔热忱、真挚情怀和不变初心，继续走好新的征程，为实现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实现我们的中国梦而奋斗终生。
我眼中的共产党人
我是1946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我的引路人叫贾唯英，她那个时候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那一年，我和一个好朋友在成都华西协和高中读书，经这位好朋友的姐姐介绍，我参加了以燕京大学和华西大学学生为主要成员的 “未名团契”。贾唯英同志是这个社团的骨干，她是从延安来的，实际上是以社团为依托，组织和团结学生开展运动。
在我的印象中，她很热情，很受大家尊敬。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她组织我们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后来又引导我们在中学生中成立“破晓社”，帮助我们创办《破晓半月刊》，鼓励我们参加学生运动。
在参加革命和建设的岁月中，我跟很多共产党员接触过，他们坚定的信仰、优秀的品质、良好的作风一直影响、激励着我。
杨伯恺先生是我至今难以忘怀的人。当年我跟好友决定自办《破晓半月刊》，好不容易凑了一些钱，却找不到印刷的地方。我把这个难题告诉贾唯英，她让她的丈夫王煜（又名王宇光，中共地下组织川康特委委员）给当时《民众时报》的主办人杨伯恺写了介绍信。我们很快拿着信去找杨伯恺先生。
当时，杨伯恺先生穿一身长袍，很有长者风度，对我们很慈祥。我们向他说明意图，他立刻同意帮忙印刷，费用也不高。我感到他理解我们，并全力支持我们。就这样，《破晓半月刊》得以出版了6期。
后来，因为开展学生运动，我被学校“变相”开除。我报考重庆的西南学院，笔试顺利过关后，口试考官就是他。不久考试结果在报纸上发榜，我名列考区第一。从杨伯恺先生身上，我充分感受到一个老同志对青年人的爱护。后来我长期从事青少年工作，很大因素也是源于伯恺先生“润物细无声”的楷模作用。
1947年，杨伯恺先生不幸被捕。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牺牲在成都西郊十二桥。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多次到墓地悼念他，感谢他对建立新中国所做出的贡献，也感谢他对我个人的爱护和关怀。
新中国成立前，杨伯恺、贾唯英、王煜、洪德明等共产党员，引领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工作中接触了更多优秀的共产党人，其中包括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身上闪耀的人品、人格、人性光辉，他们的胸怀、勇气和格调，一直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永远热情的“青年”
我在青少年时期，深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12岁那年我上初中，有一天我到国文老师的寝室去玩，他翻开一本《新青年》合订本，给我读了一篇鲁迅的《狂人日记》，一边读还一边给我解释其中的深意。这下既启发了我对旧社会的认识，又启发了我对新文学的兴趣。
在那之后我读了很多鲁迅的文章，自己也开始尝试写作。1943年冬，我的第一篇作文入选校刊，印成了铅字，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此后5年间我写了近百篇文章，在成都、重庆等地的报刊发表。
1948年底，我最后两首散文诗发表在艾芜主编的重庆《大公晚报》副刊《半月文艺》上。1949年，我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全部精力转移到了党的地下工作上，没再顾得上写作。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共青团系统工作了17年，很有干劲。我很珍惜自己的青年时期。那个年代将14岁到25岁定义为青年，满25岁那天我写下了一首短诗：很早以前我就想到今天/原以为到了今天就不再是青年/到了今天我才明白/青年并不单以年龄计算/我要更加努力学习和锻炼/永远保持青年的热情和勇敢……
后来，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省出版局、省委宣传部等部门和单位任职，在工作态度上亦始终保持着青年般的热情和执着。即使在1995年我从工作岗位上离休后，我内心的热情也没有丝毫“消褪”。我依然关心少年儿童，愿意为了孩子的事情操心；我热爱川剧，为“振兴川剧”鼓与呼。为此，我曾担任很长一段时间的省文联名誉主席、巴金文学院顾问。
虽然我已经90多岁，身体也没有以前硬朗，但仍旧没有停止写作，每天的时间安排得很满。我想，我这一生，并没有虚度年华。
说真话，做好人
我这一生做人处事，受巴金（李尧棠）影响很深。
巴金是我的四爸，我的父亲（李尧枚）是家中的大哥，与弟弟巴金关系很密切。
我出生的时候，巴金已经到南京去读书，后来又到法国去留学了。有一次他回来时住在我家，因只有两间屋子，我跟他睡一个大床。还在上小学的我，学着其他人做了个纪念册，请他题字。他拿毛笔给我写了4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这几句话对我一生影响太大了，尤其是“说真话、做好人”，成了我的人生信条。在对子孙的教育中，我也注重培养诚实的品格。
巴金为人谦和、淡泊名利，他主张“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领过国家发的工资，还多次捐出他的稿费和藏书，他的这些行为也大大影响了我。
巴金十分关心我的成长，他一生给我写信大概有300封，还给我寄送了大量书籍，现在我有三十个书柜的藏书，他送我的书占了很大一部分。今年5月7日，我将259件巴金书信手稿复制件及实物捐给了四川省作家协会。接下来，我还要将我的藏书捐给社会，这也是向巴金学习。
今年是党的百年华诞，我很荣幸地获得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7月1日，我在家准时收看了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我感到很自豪，也深受鼓舞。今后我将坚守信念、发挥余热，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杨文娟 张磊整理）（责编/王兆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