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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大地掀起大革命高潮
1926年11月25日至12月4日，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举行，选举杨闇公等9人为执委，刘愿庵等5人为候补执委，李嘉仲等8人为监察委员和候补监委，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成立。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实际上是中共重庆地委的公开机构，也是国共合作在四川的一大特点。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且很快席卷全国，这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成都、泸州和万县等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声援斗争，工运、农运、青运、妇运、军运得到了快速发展，反帝斗争的怒火蔓延至全川。1926年9月5日英舰炮轰万县，中共重庆地委乘此推动声势浩大的反英爱国浪潮，掀起大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群众运动，狠狠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英商被迫将其在川人员和船只于次年3月底全部撤走，这次反帝爱国斗争取得了胜利。
掌握革命武装的最早尝试
中共重庆地委在推动四川国共合作、领导群众运动的同时，还根据大革命发展形势，把工作的重点放到策反四川军阀部队响应和支持北伐战争上。1926年8月，朱德和陈毅分别受党中央和北方区党委的派遣，到万县争取杨森易帜。同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成立，杨闇公任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委员。在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策划下，12月1日和3日，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先后爆发，起义军明确宣布拥护和参加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同时，设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任总指挥，并整编队伍，加强军训，整肃军纪。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秩序混乱的泸州和起义军面目为之一新，声名远播，成为四川反帝反军阀的重要阵地。但随着重庆“三三一”惨案和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在四川军阀的联合镇压下，起义军最终失败了。
泸顺起义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由共产党领导，在四川军阀部队中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起义，是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的尝试，促使了部分四川军阀参加国民革命，策应和支持了北伐战争。同时，该起义也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为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军队做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是南昌起义的先声。
血雨腥风罩山城
伴随着大革命运动高潮的兴起和北伐战争的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与四川军阀勾结起来，开始在四川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人。1927年3月31日，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四川左派省党部举行“重庆各界反对英美枪击南京市民大会”，四川军阀刘湘借此镇压革命。大会开始时，预先化装混杂在群众中的反动武装进行血腥大屠杀，打死137人，伤千余人，之后继续四处追捕共产党人、革命志士和革命群众。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后，由钟梦侠、刘成辉等组成临时党团地委处理善后工作，并将党的活动完全转入地下。杨闇公、冉钧相继牺牲后，钟梦侠召集会议，推举任白戈为临时党团地委负责人，并转移到涪陵，与李蔚如在涪陵的8000名农民坚持武装斗争。但李蔚如遭刘湘军队诱捕押往重庆并被杀害于黄角垭，轰轰烈烈的四川大革命最后的革命基地也失去了。
大革命运动在四川遭到失败，使党组织和革命事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对党组织的先进性是一种严峻考验和锻炼，四川人民也从中得到深刻教育，提高了革命者的政治觉悟，增强了革命的决心，为党领导人民参加土地革命战争，打下了群众基础。
党组织的艰难重建与曲折发展
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接连发生，屡遭破坏的四川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前赴后继地恢复和发展。中共五大期间，中央听取了四川代表报告情况，派傅烈等5人清理党组织，建立省委并确定傅烈任书记。8月12日，临时省委建立，省委机关逐渐健全。
1928年2月中旬，临时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正式选举成立了中共四川省委，傅烈、刘愿庵、张秀熟等为常委，并选举刘愿庵为党的六大代表。3月9日，傅烈和省委秘书长周贡植等10人被捕，9人被枪杀。4月3日，傅烈于在重庆朝天门外壮烈牺牲。后刘愿庵代任省委书记，4月下旬离川赴沪，请求中央速派人入川充实省委，然后前往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10月初，代理临时省委书记张秀熟和代理团省委书记蔡明钊等20多人被捕。短短一年半时间，党团机关连遭三次破坏，此后又接连重建三次临时省委。
1929年，临时省委根据党的六大精神，总结经验，抓紧学运、工运、农运、军运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全省党员发展到3000多人。6月，临时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选举正式省委，刘愿庵、穆青分任书记和候补书记。1930年，刘湘专门设立特务委员会加紧“剿共”。在3月到5月间，省委连遭三次破坏，候补书记穆青被叛徒出卖被捕，壮烈牺牲；军委书记李鸣珂不幸被害；书记刘愿庵被捕，英勇就义。土地革命前期，全省先后建立过特支、支部以上党组织的县市有100余个，党员人数最多达3800多人。
武装斗争风起云涌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建立后，迅速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确定在四川大力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制定了《四川暴动计划》，明确提出“以农民暴动为中心，土地革命为目的”，前后共发动了70次武装暴动和起义。其中，万源固军坝起义是比较具有代表性。
1929年5月12日，共产党员王维舟、李家俊等组织1000余农民自卫军在万源县固军坝起义，首战告捷，其后连连重创敌军，并粉碎敌军两次“围剿”。1930年1月，省委正式命名起义军为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3月以后，刘存厚集中万余人马“会剿”，起义军被迫埋下武器分头活动。5月，省委召开会议决定：重组川东游击军，王维舟任中共川东军委书记兼游击军总指挥。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宣（汉）达（县）战役，川东游击军积极配合作战，战役结束后即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一片，川东游击军发展到万余人。11月，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党组织领导武装起义，虽受“左倾”影响，多数遭到失败，但党和红军已在群众中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为促进四川革命运动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巴山来了共产党
1933年1月26日前后，一首新民谣在川陕边巴山地区民众中传唱：“巴山来了共产党，好比天上红太阳 ，阴坡阳坡都照亮……”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首民谣，与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密切相关。
1932年底，战斗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转移到达陕西南部汉中地区后，乘四川军阀混战正酣，川北兵力空虚之际，火速出西乡，经镇巴，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北。由于战略指导思想正确，战术运用得当，到1933年2月1日，红四方面军先后攻克了通江、巴中、南江三县，歼川军约3个团，溃敌8个团，严惩了地主豪绅，摧毁了封建势力的统治，创建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统治川北的四川军阀田颂尧向红军和根据地发动三路围攻，红军和根据地民众经过艰苦战斗，粉碎了敌军的三路围攻，使川陕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初步发展，红四方面军也由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人发展到4个军共4万余人。这首新民谣，就是川陕边民众为感谢共产党和红军帮他们打倒地主豪绅，分得土地而唱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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