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宏观复杂性风险情境下，成都韧性经济建设发展必须要有智慧地淬炼出抗逆力和反脆弱性的显著特征。面对多重复杂性宏观风险，也须“跳出成都看成都”，从全球视野和全国开放性格局来考察成都经济发展的特征和未来走向。
全球宏观复杂性风险与成都韧性经济基础分析
2020年，全球性疫情和外部不确定诸多因素下，我国多层次、多类别的经济体遭遇撞击。今后几年中，复杂性风险将呈现出不稳定涌现的特征。推动经济创新，深化全方位、深层次社会治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循环，增强财经政策的持续稳定性和韧性向前的能力，集中精力办大事，推进高质量发展，将是今后经济社会砥砺前行的重要认知和实践。
“十三五”收官之年，成都经济建设在宏观复杂性风险情境下，将重大决策落实为重大政策，精心部署重大工程项目，形成清晰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发展战略，唱好成渝发展“双城记”，构建科技创新引领的新经济高质量供给体系，全面推进增进市民美好生活的“十大工程”建设，办好大运会，着力于核心竞争力的能级提升，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锻造出具有抗逆力和反脆弱性的韧性经济体系。
2019年成都经济总产值为17012.7亿元，在世界城市排名中位列59位，位居我国内地城市第5位，在新进一线城市中处于领头羊的能级地位。在今年极具风险挑战的局势下，2020年1月至11月最新经济运行统计数据显示，虽然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3.1%，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增长14.2%，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1%，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1.6%，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3.6%。12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2020天府金融指数”发布，指数显示，成都持续领跑中西部中心城市，总指数位列全国第六。其中，成都农村金融指数连续4年排名全国第一，凸显出成都绿色金融发展的良好势头。
创新经济发展新势能，凸显韧性经济抗逆力
抗逆力是检测处于困难、挫折、失败等逆境时适应能力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
成都自古属于内陆地区，远离海运优势和长江河运优势，与传统三大经济圈也相距甚远，难以分享区域经济共同体的红利。此外，成都经济发展还面临环境资源的约束，面临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为了实现西部城市经济的弯道超车，成都经济必须找到新赛道下具有抗逆力的城市经济发展新势能。
成都经济要找稳内陆新一线城市的经济发展道路。自2017年4月起，成都明确提出新经济发展的特色道路，并创造性地提出城市场景经济理论，全面打造“遍地都是机会、随时充满机遇”的“机会之城”。2020年初，成都韧性经济发挥作用，连续发布了1000个新经济城市场景项目（产品），集中体现出成都城市经济新动能的抗逆力。2010年至2020年间，成都城区面积在优化的基础上扩容近一倍，平均每年城市“长大”约43平方公里。经过精心治理规划，包括生活场景、生产场景和生态场景的66个产业功能区逐步落地。
借此城市场景经济建设之机，成都应当加快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地一揽子措施。要全面落实、夯实“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切实完成高品质公共服务升级计划，进一步改善城市通勤的便捷度和转乘效率，妥善进行城市老旧小区的改造升级，着实提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继续保持生活成本竞争力，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承载力。通过提升城市智慧与基础安全水平，切实促进城市发展成果转化，精简中间链条，让转化成果人人可感可及、社会普遍受益认同，建成高品质生活环境新范式和共建共享幸福城市新样本。
在成渝经济“双城记”背景下，成都经济要深化、升级产业协同的产业生态圈。自2017年7月起，成都市一直在探索产业生态功能区的重大战略，这是一次转变城市经济新动能的大胆创新。人口集聚并非越强越好,人口规模超过某个水平反而会抑制劳动生产率。建设多层次、多类型、多区域的产业生态功能区是克服成都“圈层大型城市”发展同质化的智慧举措。
升级产业生态圈不仅可以加快建设成都核心经济中心高地，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开放性服务产业，进一步完善上下游产业同城汇聚，升级从研发设计、产品生产、直到售后衍生服务的全产业链服务体系。不断凸显产业生态中的科创优势，突出功能性项目布局和领军型企业引育，切实提升成都现代产业生态集群泛同城化发展。
在努力升级产业生态圈“内功”之时，要不断推动成德眉资产业同城化发展，推动区域内产业上下游、价值链上下游衔接配套，合力共建成德眉资跨区域产业生态圈，切实增强成都城市圈产业极核支撑力度，使之成功嵌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宏观战略之中。
要在深化制度改革的同时，以创新型企业集群和国内领先的科技创新中心软硬件，主动引进一大批高知识、高技能人才。专业技能人口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分别是人口学和区域经济学所关注的两个重点问题。前期许多人口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证实了专业技能人口集聚外部性有利于促进产业集聚，最终推动地区产业升级 。专业技能人口集聚程度不仅与当地产业集聚程度正相关，共生增长态势明显，而且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以及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深化制度改革、构建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是深度激发各类市场行动主体活力的前提保障。成都应继续深化落实“放管服”改革，实现工商企业市民事务办理集中化、迅捷化，进一步放开民营企业市场准入，完善升级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大力培育本地世界500强，吸引中国500强和行业领先企业来蓉设立总部或分部，吸引更多世界500强企业、行业“独角兽”企业、国际组织和“座头鲸”社会企业落户成都。
出台“产业生态圈人才计划”、“蓉漂计划”、“成都城市猎头行动计划”等政策细则，做好人才引进软件服务和持久性服务体系。促进国内外著名高校在蓉建立高等研究院，加强校企合作博士后流动站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协同创新示范区建设，通过天府实验室、天府国际技术转移中心等专业机构，实现产学研+上游市场集聚区的形成。
相信成都经济在“十四五”期间一定会搭建起高能级平台体系，聚力形成开放包容、经济生态融通、社会活力迸发，具有高风险抗逆力的韧性经济发展新势能。
提升能级综合竞争力，实现韧性经济反脆弱性获益
反脆弱性是指能够在波动中获得信息反馈，有效消除风险，并且借力完善升级自身体系，从不确定性中获益的一种能力。经济波动分为平均波动和极端波动，其中平均波动有利于经济系统的升级完善。因为平均波动是有益的信息反馈，能够帮助人们从不确定性中成长，并且获益。如果人为压制平均波动，会造成整个经济系统发生不可预测的极端波动，“黑天鹅”事件便会降临，从而导致整个系统崩溃。
2020年成都经济工作的“极不平凡”显著成绩正是韧性经济的反脆弱性特征的最好佐证。为了更好地在风险逆境中实现经济上升、高质量升级和在不确定性中成长进而获益的理想目标，就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形势判断和2021年经济工作决策部署上，并结合成都实际有智慧、有创造性地抓好贯彻落实。
全力构建高能级平台体系，深度嵌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20年11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将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和高品质生活宜居地。从“成渝经济区”到“成渝城市群”，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定位的调整表明，成渝地区发展已上升到带动西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国家战略高度。
成都要通过加快天府新区、成都东部新区、西部（成都）科学城“两区一城”重点区域建设，加快产业协同发展步伐，打造实现产学研+上游市场集聚区。发挥成都国家创新型城市的资源优势，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聚焦重点领域技术，培育具有核心价值的成果，推动创新改革试验，强化科研成果转化，共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创新联盟。在未来数年国际宏观风险情境中，成都要努力形成具有反脆弱性能力和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具有带动力的能级竞争优势。
持续优化国家中心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升级智慧城市推动成都现代化城市建设。一个运转良好、有韧度的城市治理体系是一个具有愈合再生能力的网络机制，不但在不确定风险下具有高度稳定性，并且具有“学习”能力，从平均波动的有益信息反馈中成长，在风险冲击中获益。目前成都已经逐步形成了以项目化形式开展社区项目营造，以项目化形式服务城乡社区居民生活需求，通过实施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的方式，探索城乡社区发展的治理理念。并形成了鲜明的“事情由居民提、项目由居民议、成效由居民评”的城乡社区项目协商管理机制，以及“社区居民发现需求—社会组织开发项目—社工提供专业服务—政府予以财力保障”的可学习、易传播的“三社联动——成都模式”。这样具有“自下而上”的网络治理模式具有反脆弱性特征，能够在风险冲击下实现自我修复、重建和系统升级。
今后，应当进一步注重“三社联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少部门过于强调社区、社工和社会组织如何“动”起来，却忽视了社区内部多种不同资源、服务及需求相互链接的问题。进一步进行社区自治、居民共建共治的过程方法探索，形成具有网络特质的区域治理机动体系。
此外，要对《成都市智慧城市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进行分部门实施落实时间表的工作。提升城市管理的社会民众参与能力、专业人员服务能力、智能系统管理能力和以人为本的场景运用能力，全面提升成都城市智慧韧性安全水平。以具有新型智慧创新力的城市样板和基层社区活力与秩序有机统一的善治之城为目标，形成一整套符合成都自身特色的超大城市治理理念和过程路径。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全面提升城乡嵌合水平。城乡经济建设和城乡社区治理的精治和善治目标需要深度激活千万行动者的活力，才能达到效果；搭建公平、便捷的资源流通平台和城乡人才互通的渠道切实可行、行之有效，才能夯实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不断解放思想，创新经济组织具体工作方式，提供嵌合式的区域公共服务，才能做好成都城乡发展新格局的制度保障。
因此，成都需要进一步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继续凸显农村金融服务改革优势，激活城乡社区基层民主治理机制，精心打造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生活圈，有效促进城乡多元文化融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还须降低城乡要素流动成本，在资源配置上尤其是公共资源配置上向乡村地区倾斜，切实在“十四五”期间进一步抹平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差距，合理逐步地提高城市化水平，引导转变身份的居民进行再就业和创业。
新型城乡关系和实践过程是成都经济社会抗风险、并在不利宏观环境下完美嵌合后整体获益的基础保障，也是夯实和发展成都在全国超大城市率先初步建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的永续势能。（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学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