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艳玲
全球复杂治理时代，中国奇迹的发生使得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世界渴望参考和借鉴中国方案的宝贵经验。聚焦到中国治理场景，在复杂治理、风险治理和城市治理中，政党和政府作为治理成效和合法性的重要保证，其担当和使命尤为重要。成都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城市发展、城市治理和社区治理的重要精神和要求，将社区发展治理作为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为超大城市发展治理贡献了众多“成都启示”。
快而优发展，精而美治理
一方面，成都定位清晰，高瞻远瞩，将社区治理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抓手、政党使命践行的重要场景。从最根深蒂固的城市发展治理问题着手，根植社会治理最敏感的社区，成都将社区治理与城市发展牢牢联系在一起，社治推动城治，以社区治理撬动城市建设品质。
另一方面，成都完善以职能归位为重点的联动推进机制，做精求美。厘清基层行政事务和社区自治事务、政府委托事务和社区自治事务职能边界，推进社区还权赋能，构建“政社互动”新模式。狠抓重点项目建设，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改革民生工程实施机制，增强市民获得感。成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始终关注城市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和定位，利用城市美学、丰厚的文化历史底蕴，通过天府文化、魅力休闲之都的名片积极吸引信息产业人才，通过构建多层次、多需求的社区，从产业社区到国际社区到人才社区，利用精准的公共服务和温馨包容的社区生活共同体，将城市治理做精做美。
在精细化方面，成都对社区居民的年龄、职业、性别、国籍（民族）等维度进行分类研究，利用社区内居民人口的结构信息分析出其潜在需求，并提供相应的社区服务。在需求识别上，通过居民访谈、群体会议、居民行动等多种渠道搜集民意需求，为社区空间建设出谋划策，形成长者空间、连心驿站、社区书馆、风雨长廊、休闲广场、露天凉亭、社区花园、可食地景等室内外特色公共空间。
使命型政党，学习型政府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从党建到党治，体现的是党的领导作用对城市过程的全程参与，这是成都响应党号召的创新，也是将党的领导作用实化的重要途径。使命型政党与学习型政府的融合，共同推进成都社区发展治理。
成都提出建设美丽宜居的公园城市这一目标，是基于城市实践提出的新时代发展要求，符合成都城市发展的规律，顺应成都人民的切身需求。使命型政党通过对城市发展方向的科学研判和规划，推动成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在推进和实践过程中需要有担当、有作为的基层党组织和具有清晰方法论的学习型政府共同推进，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发挥多元主体积极性和智慧，共建共治共享，构建包容和谐的居民生活共同体，构建宜居、有活力、可持续发展的美好城市。
成都社区发展治理牢牢把握社区治理中的核心要素——“人”，深刻学习研判人的本质，使命型政党、学习型政府要求不断研判和牢牢把握城市居民的需求和本质，从人的需求入手，提供与居民美好生活需求相符的高质量治理服务；基于人的社会属性，从社会治理末梢的社区单元着手推进社区公共空间的更新、邻里关系的营造；基于人的复杂属性，从空间共同体满足居民的多重角色和多方位需求；基于人的参与属性，创新机制加强基层党建引领，鼓励社区多元主体参与，提高民众社会事务的参与意识与参与质量，调动社会主体参与积极性。
城市思维，社区行动
“城市思维”的本质是将城市空间变成城市社区，城市空间是物质形态的，而社区是社会形态的。“城市思维”的核心就是要实现“以人为本”，用“城市思维”治理城市空间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于城市发展而言，必须牢牢把握“以人为本”这一城市思维的核心要义，积极践行城市社区是城市空间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城市“为人民而建，为人民而发展。”品质生活则强调城市宜居性，回到城市作为生活社区的关键作用。城市美学则是对城市文明与城市文化理性的探讨，是促进城市文明发展与城市文化进步的社会实践，是对人类自己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的有益探索。具有城市思维不仅是将城市发展提炼为少数几种模式，而是需要关注环境可持续和城市活力，并在这种活力中寻找出灵感，建构全球化的视野以应对当下的社会与空间矛盾，在传统和理想城市中探索出第三条道路。空间思想和人本思想是“城市思维”的重要体现。
城市是复杂的，应按照人的需求、感受、尺度以及社会关系来组织、建设和治理，注重邻里交往和场所感。社区是一个敏感单元，是人民直接可感知的空间，能反映人民真实需求与不满，因而城市治理必须落在问题集中、居民敏感的社区。城市与社区的关系，本质上是发展过程中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容器，其经济增长功能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城市是人民生活的家园，城市是文化、学习和商业等功能的综合。因而，城市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既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又在确保城市永续健康发展的同时，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都社区空间治理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对城市空间进行差异化、精细化的治理，以“两改一增”推动旧城改造，按需设置社区空间，激活社区居民参与。这一城市空间设计正是城市思维的回归，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满足了人的需求，体现了城市品质。成都为经济与生活关系的协调提供了样本。
虚事做实，实事做好
把虚事做实。党建引领，将党组织深入基层，激活社会多元主体积极性。成都以党建为引领，构建了党组织领导下的“一核多元、合作共治”社区治理机制，聚民心、集众智、聚力量、为民谋福祉。一是发挥基层治理引领作用与优势，增强党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向心力。二是健全全覆盖的组织网络，建立规范运行机制，创新形式多样的治理载体，完善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和服务群众功能。三是汇集“多元主体、多元平台、多元服务”的多元共治合力，关注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居民个体等各治理主体的能动作用，增强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提升社区发展治理能力。
将实事做好。在成都社区发展治理中，特别注重地方差异性，将实事做好。武侯、锦江、青羊、金牛以及成华区中心五城区在社区运行机制上积极探索，分别以社会企业、社区教育、社创中心、创享中心、智慧社区为社区发展治理的关键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成为各区的“在地化”探索实践。其他市辖区和代管县的社区发展治理成果也十分突出，创造了一连串独具特色的点位，许多点位都成为成都社区发展治理的标杆。比如，龙泉驿区的亮点是机构改革，通过梳理街道职能清单，划分街道与社区职责，同步赋予街镇对区级部门的考核权、重大规划的建议权，让街镇“有权办事”，推动街镇职能归位；温江区公共空间设计工作成绩斐然，积极推进城市有机更新，举办了2019中国成都（温江）“社区生活空间”创意设计国际邀请赛；青白江区的“一户三票”工作法是对“社区公共事务协商自治”的探索和尝试，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基层治理满意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双流区通过“共享超市”项目将社区规划师制度运行成熟，调整和改善了社区邻里关系。其他市辖区和代管县都积极创新社区工作方法，努力将本土化的实践经验带上成都市乃至更宽范围内的舞台。
联接人民，重塑社会结构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就是让社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空间，实现人民在社区重新联结。成都从满足群众需要出发，从解决群众所需着眼，从抓细抓实入手，不断满足人民高水平、多样化的生活需求。成都实践逐渐实现了“城市有变化、市民有感受、社会有认同”。成都通过强化居民社会认同，利用文化活动中心引入社会资源，丰富辖区内的居民文化生活，进一步营造浓厚的邻里氛围，创建“熟人社区”，从而实现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居民自助互助和社区文化重建，以此作为实现多元共治的理念先导和精神统领，为存在不同利益甚至利益矛盾的各种主体实现集体行动、实现平等合作提供条件。
在此过程中，社会结构得到重塑。城市价值取向和发展理念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推动城市发展从工业逻辑回归人本逻辑、从生产导向转为生活导向。“以人民为中心”成为成都城市发展的价值定位、价值追求、价值标准、价值判断和价值归宿。从人本理念出发、以生活城市为目的，大城崛起中的成都，将标注为一个彰显天府意境、有“高颜值”的城市，一个充满烟火气息、有“生活味”的城市，一个富有开放气质、有“国际范”的城市，一个涵养家国情怀、有“归属感”的城市。这一城市发展共识从城市居民需求出发，必将成为成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城市发展共识。
总结而言，成都社区发展治理，其创新的新不是解决方案的新，而是方案是否比原来“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既包括市场化过程中的社会不公平、不信任和不稳定的三大社会难题，也包括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类两难问题。更重要的是，基于上述方法论，成都已经在改变过去政府治理的模式，也在改变过去政府的治理生态。从下一步行动来看，稳定的有特色的制度建设仍然是重点。未来成都社区发展治理制度建设所追求的已不是某一项制度的创新，而是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加强制度间的联系和对接，对制度的功能进行整合，形成良性机制。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城市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转自成都《先锋》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