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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去延安
2019-06-05 10:30来源:四川党的建设
我要去延安 
——延安时期知识青年的爱国之路

文/崔苗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广大的国统区、沦陷区、其他抗日根据地乃至海外,一大批爱国青年为了寻求国格独立、人格自由,以宝塔山为指引,通过党组织和个人介绍,或者参加延安各类学校的招生考试奔赴延安,在1938年前后形成高潮,因此后来也被称为“三八式”干部。“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喊出了一代爱国青年的心声。据统计,这一阶段到延安的爱国青年大约有4万余人,他们大多为知识分子,文化程度较高,初中及以上占了70%左右,还有像陈学昭、何穆这样的留洋博士。

希望之光

知识青年是通过对国共政治主张以及实际行动的对比,最后选择了共产党。当时,国民党曾把三青团作为同共产党争夺青年的工具,但是由于人心向背,没能争取到青年。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西北近影》《陕北之行》等红色书刊帮助青年更好地认识了共产党。恰在此时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面向全国招生,其中抗大的招生广告就从延安一路贴到西安,各地青年踊跃报名。此外,延安还有“来去自由”政策,进一步打消了知识青年来延安的疑虑。他们认为选择了延安就等于选择了光明,“到延安去”就由心灵呼唤变为实际行动。有一位新加坡华侨青年叫吴醒柏,家境富裕,是独生子。抗战爆发后,决心回国抗战。可是家里百般阻挠,他就偷跑到香港。其父乘专机追到香港劝他返回,可是他毅然拒绝了父亲的请求,先是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和五六十个青年一起步行到延安。到延安地界时,他跪在地上捧起一把黄土,紧紧贴在胸口上,无限动情地说:“祖国啊,就剩下这一块干净土了!”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过程中,起到桥梁和堡垒作用。仅1937年到1938年,它就向延安输送了2万名青年。办事处的工作非常繁忙,负责人伍云甫经常亲自坐在门口接待。从西安到延安,总共八百里路程,大部分人需要徒步大约14天才能到达。旅途中除了国民党设置的重重政治关卡外,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也造成极大障碍。这里很难找到水源,还有野狼出没,时常伤人。但是,即便如此,爱国青年甘愿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来铸就这条理想之路、信仰之路。

革命熔炉

在延安,负责接待爱国青年的机构是延安交际处,由这里安排食宿,造册登记,然后大多数人进入各类院校和培训班,他们被亲切地称为“同志”。知识青年的到来不仅为党储备了宝贵人才,而且为改变国共对垒的政治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础。用陈云的话来说:“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

青年们虽然满怀革命热情,但是理论高度和实际斗争经验不足,思想状况也比较复杂,不够成熟。因此,党中央对这些青年给予高度重视,并决心把他们培养成德才兼备的干部。1938年5月,中央青委在杨家岭成立,陈云兼书记,冯文彬任副书记。中央青委在延安9年间,紧密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在培训青年干部,组织青年抗战,参与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培养青年干部,党中央在延安先后创办了抗大、陕公、鲁艺等30多所干部学校,整座山城俨然成为一所窑洞大学。知识青年纷纷进入学校学习。领导干部十分关心学员,经常应邀讲话或讲课。例如,1938年4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中指出,学员来抗大学习,“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是为了自己的家,而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牺牲一切。所以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决心”。1939年,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等文章中,都号召青年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在延安这个革命熔炉中,广大青年逐步成长为具有坚定理想和革命意志的无产阶级战士。

成才之地

这些爱国青年到达延安后,发现这里与他们以前生活的环境完全是两个世界,这对他们是一个严峻挑战。他们自愿脱下西装皮鞋,扔掉口红、高跟鞋,穿上了八路军军装,做好吃苦耐劳的准备,决心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挖窑洞建宿舍,露天上课。没有纸张,就在石板或沙盘上写字,桦树皮就是免费的纸张,剥下来一层就能写字。没有钟表,就用石日晷计时。总之,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们依然能够刻苦学习政治、军事、文化、科学技术知识。一位印尼朋友称赞道:“共产党真了不起,吃小米饭啃《资本论》。”

知识青年从延安获得革命的思想武器,然后纷纷走上救国救民的战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走上抗日前线,参与对敌斗争,这是他们的初心所在。仅抗大,从1936年到1945年的9年办学期间共培养了10万名政治和军事人才,他们分别充实到八路军、新四军中,为中国革命事业不惜贡献出宝贵生命。他们当中有些人留在边区。本来,当时很多青年都想去前线抗战,不愿意留在边区。毛泽东亲自做思想工作,告诉他们说,你们都是老母鸡,是抱鸡娃的,你们留在边区作的贡献不比上前线小。因此,留在边区的青年,直接参与了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有的当了学校的专职教员,培育了更多青年,有的走向了敌后,到群众中访贫问苦,进行积极的抗日宣传动员,在党与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们当中还有些人打入国民党内部,在隐蔽战线工作。张露萍,1939年受中央社会部委派到重庆,进入南方局军事组,其间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代的各种任务。1940年她的身份暴露被捕,国民党特务对她用尽酷刑,也没能从她口中得到我党的任何机密。1945年,年仅24岁的她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延安时期,知识青年喊着“我要去延安”的口号奔赴革命圣地,经过革命熔炉育英才,他们茁壮成长起来,然后深入到各条战线,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正如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说:“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知识青年树立起一座爱国奋斗的永恒丰碑,至今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当代青年学习。(来源/《学习时报》)(责编/喻灵)
编辑:易贝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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