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亚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到本世纪中叶，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建成美丽中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首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各地区各部门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要自觉把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而美丽中国的实现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贯彻落实，关键在制度保障和创新。
一
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不能脱离市场经济这个客观现实。只有生态环境保护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产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外部性”所导致。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由于代表生态环境这一人类利益共同体的主体缺位，市场主体尤其是市场中的生产企业可以破坏环境为自己谋取私利，却不用为此承担成本，因而环境污染和生态文明问题就成为西方现代化模式缺陷的一个典型体现。生态环境问题也成为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和案例。在一定意义上，生态环境问题及其解决，成为判断和衡量市场经济制度是否完善的重要指标。反过来，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也取决于一国采取什么样的现代化模式和市场经济制度。
随着上世纪70年代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开始积极探索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具体途径。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提出，只要进一步界定和明晰产权，明确生产企业排放污染的成本，将这种成本纳入企业内部，就可以降低甚至消除外部性，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根据这样的理论，人们提出“绿色经济”，环境保护领域采用“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并创立了一系列相关的制度，比如，绿色技术验证制度、绿色技术专利转让与许可制度、绿色标准和标识制度、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排放权交易、排污收费制度、捕捞配额交易和碳补偿项目，等等。这些制度创新有效地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弥补了市场经济的缺陷，并对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的目标，这就可以使解决环境污染的各项制度创新纳入一个有机统一的经济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总体上增强各项制度执行的效能。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既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优势，同时也要弥补市场经济先天缺陷的不足。生态文明建设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既要依靠市场机制，同时也不能完全依赖市场这一只手。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存在外部性时，仅靠市场机制往往不能促使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建立在私人利益主体最大化基础上的市场机制并不能实现亚当·斯密所追求的社会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尤其是像环境资源这样的公共物品产权往往难以界定产权或者界定成本很高，“科斯定律”实现所期望的条件在现实中也不能完全满足。同时，如果片面理解“生态产业化”的政策，也有可能导致“绿色掠夺”。以坦桑尼亚为例，马赛伊游牧民族的放牧场原本属于共有土地，政府为了保护该地的环境，将此地规划为野生生物保护区，在“绿色经济”的政策下，当地政府将此地转手卖给数家私人企业，进行生态观光产业开发，结果却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加剧了原有地区居民之间的不公平。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片面地理解“绿色经济”，而是要在借鉴西方国家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的经验和制度基础上，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这里的“制度创新”，是社会主义优势与市场经济优势相结合的制度，是建立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基础上的“制度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二
美丽中国的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需要从文化方面不断完善相关的制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制度体系。如果说“绿色经济”发展主要是一个运用产权制度来正确处理环境污染所导致的市场经济外部性的话，那么，“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就主要是一个如何运用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来弥补现代化所导致的人们有缺陷的生活方式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提出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符合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哲学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可以说，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体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是对现代化所导致的那种以消费为导向的生活方式的反思。
现阶段，占世界人口22%的发达国家仍消耗着世界上70%以上的能源，排放着50%以上的温室气体。这种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是“消费主义”文化的产物，在“消费主义”的文化下，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不断地被“物化”，对此，西方也在不断反思和批判。中华文化中所提倡的“好生之德”“顺天时、量地力、尽物性”“休养生息”等哲学思想，既是生态文化，也是一种不同于当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当今西方世界推崇中华文化的医学、音乐、饮食、衣饰等东方文明，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中华文明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可供人们选择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提供的生态文明思想可以促使人们反思，人类并不是一味地征服和控制自然才可以获得幸福和价值。人类的幸福和有价值的生活也许在于找到归属感，这种归属首先在于人类向自然的回归。“天地生养万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大自然当作有生命的对象并不是一种原始的文明，而正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合理状态。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第二卷中指出：“我们西方社会是为了变化而造就的；这是它们的结构及其组织原则。所谓‘原始’社会之所以显得那样，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成员想的是它们的延续。他们对外界的开放很窄，我们称为‘乡土观念’的那种东西又死死纠缠着他们。陌生人，即使是一位近邻，也被他们认为是讨厌的、无教养的；有人甚至走得还要远，否认他是个人。倒过来说，其内部的社会结构有着比复杂的文明更紧密的网络、更丰富的装饰。在他们中，没有什么东西留给机会。每个位置都有一样的东西，每样东西必有一个位置，这双重的原则浸透着道德和社会生活。这还说明了这些技术水平很低的社会是怎样能够去体会舒适、富足的感觉的，其每一个成员又是如何相信这个社会为其成员提供了唯一有价值的生活。这样，他们也许是给了这些成员更多的幸福。”
因而“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根本，就在于我们需要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提供的不同于现代西方的消费文化和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并在制度方面做出保障。
三
建设与“生态文化体系”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从表面看好像属于个人领域，没有政治属性，其实个人生活领域却决定着社会共同体的状况，这也是政治需要以生活为基础的原因。政治如果脱离人民群众的生活，不能从人民群众生活中产生议题和动力，那么政治就有可能成为单纯的“上层建筑”而成为一种没有根基的“意识形态”，最终也会失去意义。与其它公共产品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这也意味着，生态环境与每个社会个体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生态环境就有赖于每个社会个体的一致行动，要达成这种一致行动，一靠文化，二就是政治的力量。社会一致行动需要社会共同体意识，因而社会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就是政治的力量。
如何塑造社会共同体意识，也是政治中最为重要的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既给政治体制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社会团结和一致行动提供了素材和机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与自然和谐的哲学思想和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工业文明迈入生态文明，又要正确处理好中华传统文化中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糟粕。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每个社会个体都一致行动，需要每个个体都是具有社会公德的“政治人”，而这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为欠缺的。对此，梁漱溟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中指出，中国民族性的缺点在于自私心重；缺乏纪律习惯；缺乏组织能力；缺乏法治精神。“这四点亦可总括以‘公德’一词称之。公德，就是人类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公德”的缺乏也是社会共同体意识的缺乏，社会共同体意识却是生态文明建设中最为基础的动力，这就需要我们考虑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塑造社会共同体意识。无论是“生态经济体系”，还是“生态文化体系”，都归结为“生态政治”，都要最终体现为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即使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环境污染问题所导致的外部性的最终解决，更多地要依赖于市场主体所处的政治制度安排。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生活最终都要体现为政治制度安排，需要“政治人”来一致行动。“政治人”的一致行动需要有序进行，否则就会变为生态运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独具的基层民主为人民群众的行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贯彻落实和美丽中国的实现，需要我们不断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利益诉求与基层民主结合起来，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既拓展基层民主内涵，增强政治包容力，为基层民主提供新的动力，同时也为人民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沟通参与的平台，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
转自成都《先锋》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