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盛毅
先进行局部试点探索，待取得经验和达成共识后，再把试点的做法推广，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殊方式。这种由点到面、由个别到一般、由特殊到普遍的改革推进方式已成为我国渐进式改革模式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成功经验，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理论遵循和改革方法论。
先试点后推广是重要改革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运行了几十年的完整体系，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既面对原有体制的巨大阻碍，又面对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的巨大挑战。先试点后推广，就成为破解这些难题的特殊方式。比如微观主体的改革，最早开展先试点后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根据安徽、四川等地的实践，先选择部分农村进行试验，从而探索出以家庭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形成全国可推广的模式。微观主体的活力增强以后，随着微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宏观管理体制不适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探索与此相适应的税收、金融、投资等领域的体制改革，开始成为当务之急。这方面的改革，同样是通过试点实现突围。例如国家对国营企业税收的改革，就是在国务院总结若干地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批准推广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宣示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从先试点再推广的阶段，转向按有系统设计方案推进改革的阶段。即使在这一阶段，在一些重要领域，同样实行了从个别或局部试验入手积累经验的办法。
实践证明，传统体制和政策法规体系的破除，新体制和政策法规的建立，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只能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模式不仅遵循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演进的一般规律，也兼顾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区和各行业的差异，有助于降低改革风险，减少改革震动，腾挪出纠错的时间和空间。先试点后推广的方式，为修正错误并将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提供了充分的回旋和孕育条件；理论的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又发挥了指导实践的巨大作用。正是理论和实践方法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共同递进，推动了传统体制向新体制的全面转轨。当然，这种改革模式也存在着不少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先试点后推广仍然是我国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重要改革方式之一。
先试点后推广带来的启示
必须有明确的改革大方向。尽管某个具体领域的改革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总的方向必须是瞄准彼岸，否则就会使试点迷失方向。改革初期的有些探索存在着方向不明的问题，尤其是改革的目标是朝着继续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方向迈进，还是朝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迈进，抑或是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经济体制，直到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使改革的大方向得以明确。应当说，今后各地区和各领域的先试点后推广改革始终应有明确的目标。
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把改革中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指导实践的理论，不断推动理论的完善。虽然早期的理论认识存在着不少模糊不清的问题。如关于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过去只是作为辅助手段。后来逐步认识到，市场应当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市场机制要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宏观运行体制上，我们先后经历过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理论探索阶段，“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理论探索阶段，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探索阶段。在不同的理论指导下，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事项，试点的方向、内容和重点，也有一定差异。
必须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结合。政府是先试点后推广改革的掌控者。做好顶层设计，有利于试点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然而，复杂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决定了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采取顶层设计再实施是一种方式，采取基层创新积累经验再推广也是一种方式。在改革的初期，要拿出好的顶层设计难度比较大，而基层对情况熟悉，又面临着不改革就寸步难行的压力，因此为突破困局，基层往往会产生更有新意、更有力度的改革。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整体和协调推进改革的要求大大提高，顶层设计逐渐成为改革中最重要的任务。
必须把成功经验运用到各个领域。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付出了较大的成本，形成了改革的方法体系。比如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改革、由浅入深的改革、由涉及面小的改革转入涉及面更大的改革。如果将这些经验成功地运用到其他领域，会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指出改革不再拘泥于经济领域，而应涵盖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生态文明等领域。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试点经验，应当广泛地推广到其他领域。
必须有党的领导和推进。尽管改革试点方案既可能来自顶层设计，也可能来自基层，但在实施过程中，发挥好党的领导作用，有利于打破阻力，有利于形成共识，有利于顺利推进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后，中央作出的系统改革设计，更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设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力提升了改革的决策效能，使过去总是被回避的改革议题，比如户籍问题、农村土地制度问题等， 得以集中力量突破各种利益的羁绊获得正面突破。（作者系省社科院研究员、省决咨委委员）（责编/陈贤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