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立
当前困扰国际社会的诸多问题，譬如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所谓逆全球化的力量在增长，归结起来，其实都与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陷入困境有直接关系。
经济全球化不管怎样解释，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开始在全球范围进行分工协作以及配置资源的结果。苹果公司、亚马逊、谷歌、脸谱、丰田等跨国公司是幕后推手，也是最大受益者。
在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社会分工日趋国际化的同时，相应的全球治理的配套政策和管理措施也应同步跟进，否则，单纯的以社会分工为标志的现代工业化生产的国际化脚步注定是走不远，也走不好的。
跨国公司的背后是强大的资本力量的驱动。二战以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汹涌澎湃，根子正在于此。资本的逐利本性就在那儿，它愈强大，就愈加难以管控，全世界天然成为它的跑马场。可是，这个世界的延续和发展，不能放任资本的自由天性，必须要有相应的约束和管控，否则，世界必将陷入一战、二战那样的你死我活的绝境。事实上，二战以后，世界各大国之间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更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不受战争的摧残，共同组建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通过它们来为联系日趋紧密的国家间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即全球治理的国际政策和管理服务。过去七十多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及世界和平局面，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存在。然而，这一切，在美国挑起贸易战的时代背景下，正变得扑簌迷离。
世界将走向何方？人类的前途命运在哪里？这个时代之问的提出，可谓正当其时，也是难度很高的一个新时代的大课题。
支配一切社会生活最深刻的动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早已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所阐发，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作为政策、管理手段、所有制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层面的东西，必须自觉地跟进生产力的变迁，不断调适自身以适应变化发展了的社会生产力的内在需要，否则，潜在的、强大的生产力就将通过激烈的方式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
美国遭遇空前的国家治理危机，根源也正在于巨型跨国公司无限制扩张与美国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双重能力匮乏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过去七十多年间，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确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国际政策和管理手段的强力支撑，但是随着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等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的加入，经济全球化从量和质两个层面都发生了和发生着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客观上需要国际政策和管理手段的更新。可是，对过去那套国际治理理念和手段轻车熟路的美国等西方国家，面对崭新的经济全球化格局，不愿或者是无力完成自我革新，于是，正像人们看到的那样，从奥巴马政府后期，到特朗普执政，美国开始了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转向，转入了“美国优先”的所谓“新时代”，这一行为的结果绝对是消极的。
因为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的退出而导致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变化已经摆在了世人面前，无论如何都要给予正视。
首先要看到，美国等西方大国为什么要选择退出全球气候变化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等重要国际协作平台？仅仅是出于特朗普的一己之见吗？抑或是少数西方民粹主义势力？显然不是！其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极大提升，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早已遍布全球，已经不是哪一个国家的内部政策和管理能力可以控制和制约的了，而是迫切需要一种能够与之适应的全球范围内国际性协作组织及其制度、机制的出台。美国等西方大国意识到既有的这些规则已经严重损害自身利益，而又无法左右局面。实际上，所谓“美国优先”的思维，确实看到了其国内经济和社会面临的一些严重问题，试图解决，却没有正视导致这些问题的自身失误。以“美国优先”推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退群”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损害自身的国际信誉，也为全球治理蒙上阴影，对多边体系造成冲击。对此，我们务必要有十分清醒的认识，真正做到谋定而后动。
其次要看到，世界其实开始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进入了“战国时代”，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的纽带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和单一，抱团取暖甚至各自为政可能逐渐在未来几十年内成为国际交往中日益鲜明的准则。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重要一员，尤其是作为奉行和平发展原则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乃至未来国运兴衰的大问题上，对于时局的变迁无疑首先应有自己的清醒定位，应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时刻明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抓住机遇，积极作为。
再次要看到，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双方全方位的较量还要持续，将伴随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整个过程的始终。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全球化可能会放慢脚步，在广度、深度、热度、烈度等方面大为减弱，各种形式的经济区域化再度升温，客观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替代物。但是，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终究是不可遏制的，我们应该致力于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和结构性改革，为各国增长注入动力，使世界经济焕发活力。
最后就是，我们要主动适应当前全球范围内社会生产力演进中的大波动以及国际分工的再调整，练好内功，把握时机，以最有利、最主动的姿态推动和迎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及全球治理高潮的到来。在这一点上，我们应保持战略清醒，不能寄希望短期解决，也不能幻想凭借我们自身的力量力挽狂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在依然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指的是国际环境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看到我们与西方国家的较量和斗争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互动过程，在这个力量此消彼长的长过程中，当务之急和根本任务依然是要抓住一切能够抓住的机会谋求发展。
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构性转变是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即便没有美国的遏制，也是如此。只要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头脑清醒，保持定力，就能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继续朝着既定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我们也将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求是杂志社《红旗文摘》总编辑
转自成都《先锋》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