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惜弟
西汉前期，由于政府“无为”，以地方豪强为主体的黑恶势力猖獗，一度遍及京畿及洛阳、济南、太原、大梁、河内等一、二线城市，本该是“首善之区”的京畿，实际上却是“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二千石莫能制”。意思是，一些黑社会，连享有二千石俸禄的高官（相当于现在地厅局级）都拿他们没办法。
汉武帝时，河内轵县黑恶首领郭翁伯，司马迁亲眼见过，说他身材短小，谈吐平庸，但在此平平外表下，却“阴怀贼害之意”，稍有不快便白刃相见，“所杀甚众”。洛阳地区发生械斗，当地大亨调停无效，都须请他摆平。
汉宣帝时，涿郡西高氏、东高氏，皆为“豪猾”大族，他们垄断市场、非法经营，郡府以下官员都说“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为此，中央派来几任郡守，都斗不过，其他坏人趁机违法作乱，当地治安恶化到“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敢行”，也就是说老百姓出门，全靠拿起武器自我防范。
明清时，江南就有“打行”，以受雇行凶为“谋生”手段。“打行”殴人，有秘不告人的办法，拳击落点，或胸、或肋、或下腹，使人内伤，在算定的期限内死亡，或三月后死，或五月、一年后死。倘受害者家属以人命控诉，早已过了验伤期限；倘被打后立即告状，要求验伤，外表却又看不出痕迹，“以故其党跳梁市肆中，众皆摇手而避之”。
古代黑恶势力不仅猖獗，而且有三个特征：一是与官员勾结，有保护伞；二是组织严密；三是崇尚暴力，垄断市场、巧取豪夺、违法经营牟取暴利。
黑恶势力危及政权，历代王朝也曾重拳出击。据记载，春秋时期晋国的郤氏家族侵霸他人田土、强夺他人妻室。晋厉公以郤氏“族大、多怨”，于周简王十二年（公元前574）诛灭了郤氏家族。这是我国史书中，关于“打黑”的最早记录。尽管古代“打黑”有时也能成功，那多半是皇帝亲自发起。但地方“打黑除恶”难度就大了。
汉景帝时期，诸侯王以及豪强、外戚横行霸道，目无王法。济南郡有个姓“瞷”的大家族，共300多户，盘踞一方，为非作歹，属于典型的古代黑恶势力，几任太守都整治不了他们。
汉景帝听说后，起用“能吏”郅都。郅都上任后不久，迅速采取雷霆手段，诛杀瞷氏首恶，该家族其他成员，吓得两腿打颤，再也不敢违法乱纪。他在济南郡待了一年多，达到了“路不拾遗”的治理效果。他的治理手段很简单，就是无须章法，直接抓人杀人，不仅本地的官吏百姓被震慑住了，就连周边十几个郡的太守都很紧张，把郅都当成上级来对待。尽管郅都“打黑”有功，但后来因得罪窦太后被杀，连支持他的汉景帝也没法改变他的结局。
一代枭雄曹操曾是东汉末年的“打黑”干将。公元174年，20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23岁时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为东汉都城，是皇亲贵戚聚居之地，很难治理。曹操一到职，就严肃法纪，并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有犯禁者，皆棒杀之”。
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蹇图为非作歹，曹操毫不留情，将蹇图用五色棒处死。曹操因此得罪了蹇硕等权贵。后曹操被明升暗降，调至远离洛阳的顿丘（今河南清丰县）。
但曹操并不后悔，儿子曹植23岁时，他写了一封书信《戒子植》：“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
曹操凭着年轻后来东山再起，但下面两位“打黑”干将却没那么幸运，竟栽在同一个黑社会头目之手。
清康熙年间，广东潮阳黑社会头目马仕镇是名震潮阳的大恶霸。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新任知县支森忍无可忍，向地方驻军借兵400，亲赴执法。马仕镇命闭门据守，并在屋顶架起火炮，向支县长轰击。支县长从没见过这样的架势，唯恐造成士兵伤亡，急令队伍撤回。
不久，他被上级领导以“措置失当”调离，而那个领导竟是马仕镇的心腹。一场黑白对决后，马仕镇“威震江湖”。
不久，著名“能臣”蓝鼎元任潮阳县长，他悉心布置，以迅雷之势将马仕镇一举擒获。当地群众奔走相告、欢声雷动，但可惜高兴得太早。因马仕镇是监生，享受司法豁免权，于是蓝县长向府、道、司等上级汇报，请求礼部革去马仕镇监生一职，好让县里放手办案。这时关系网开始发挥作用了，历经一年两个月，马仕镇的监生头衔始终革除不掉。刚刚欢呼过的群众又害怕了，窜逃在外的马氏家人纷纷回家。最终的结果是，蓝鼎元被调离，而马仕镇依然“名气”在身，后来竟被无罪释放。
黑祸恶人何以难治？多种原因交缠，除了大小“保护伞”外，其头目多为黑白一体或由黑漂白。西汉宣帝时，京师偷盗猖獗，躲在幕后的黑老大们，竟然全是“居皆温厚，出从童骑，闾里以为长者”的社会贤达。最后，封建政治经济制度，才是黑恶难除的内因。
至于古代“打黑英雄”为何悲怆谢幕，除了上述原因外，自身执法不严也是原因之一。古代也有法律，但地方官是靠熟读“四书五经”科举出仕，并非法律专业人士。宋代有人指出：“士大夫少有精于法者，临时检阅，多为吏辈所欺。”因此，官员对付黑社会尽管手段雷霆但往往违法，自然容易被政敌构陷而结局不妙。（摘自《文史博览》）（责编：蒋筱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