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帆 张学俊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战略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国家中心城市是培育新兴产业、孕育新经济动能的主要载体，也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主阵地。成都以“新经济”统领城市产业发展的战略，科学判断了当前全球产业变革的新机遇、我国所处发展阶段的新挑战，准确把握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对国家中心城市的新要求。
一、新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本质特征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点在于实体经济，而新经济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中，起到引领全局的关键作用。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看，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的发展动能；从我国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出发点看，要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我国所需要发展的新经济元素，既可以是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由我国取得开创性成果，实现引领式发展，也可以是对国外已有产业要素的模仿、移植、吸收、改造，从而补齐我国的产业短板，以更加高效的、适应中国国情的方式，实现与发达国家同等的现代化发展成果。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新经济的核心特征在于创新：产业创新需要以应用基础研究为先导，实现一大批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是产业创新的重要保障。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高效运转的市场机制，确保创新能力供给与创新工作需求精准匹配起来；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通过市场化的产业投资基金，完善支撑产业创新的资金来源、风险收益分配机制。
人才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所依托的主体。我国要成为全球新经济的引领者，就需要依托新型人才结构，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既要重视起到关键作用的少数高端人才，又要重视全社会劳动者素质的整体提升，大力弘扬爱岗敬业的劳模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高水平、全方位的人才培育体系，不仅是发展新经济的必备条件，本身也是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了在线教育、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咨询顾问、双创平台建设等新经济元素，提供了诸多产业发展机遇。
二、新经济是新型国家中心城市的立足之本
当前，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主要代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基因工程取得全面突破的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正在酝酿，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潮流引起的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发达国家吸取产业空心化的教训，纷纷将充分就业、扶助中低收入阶层摆在经济政策乃至外交策略的首位，大力推进“再工业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充分运用人口红利，加快工业化追赶进程，经济增速持续加快。对我国而言，经过二三十年的全面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后，已经补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的“历史欠账”，国民收入达到全球中等偏上水平，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已接近全面小康。从资源环境约束和全球市场空间看，我国过去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开发为内需牵引力、以出口导向型规模经济为国际竞争力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抵达一个阶段性的瓶颈，迫切需要找到新增长动力、形成新竞争优势，在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加速追赶”的双重挤压下突出重围。
从全球发展规律看，以特大城市或发达城市群为核心的“大都市经济圈”，是引领一个经济体发展的动力载体。从美国、欧元区两个大型发达经济体的历史经验看，在行政中心、工业中心城市的基础上建立金融中心、科创中心，进而建成国际化大都市，似乎是形成大都市经济圈的必由之路。由于金融市场、科技创新的集聚效应，欧、美都只能形成两到三个“一线国际化大都市”；而英国、日本、韩国等较小规模的发达经济体，首都经济圈“单极化”的发展趋势更加明显。对于我国而言，尽管有长期担当主要国际交往窗口的四大“一线城市”，确立了京沪深三大金融市场、香港离岸金融中心，形成北京、深圳、杭州等互联网产业中心城市，有粤港澳大湾区、泛长三角和京津冀等大型城市群，但在十三亿多人口的发展需求下，大都市经济圈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大城市发展趋于饱和的条件下，中西部地区领跑“新一线城市”的历史机遇已经到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建设新型国家中心城市，已成为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中的首要课题。成都要建成新型国家中心城市，必须遵循国家顶层设计，打破对行政中心、金融中心的“路径依赖”，积极占据我国城市分工和产业体系中的“增量”，与已有的一线城市充分错位发展；同时，又要瞄准国际前沿，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找到并牢牢锁定一些价值链高端环节，形成产业生态闭环。这是没有教科书可照搬的历史创举。只有充分发挥本地优势特色，将分散于不同行业、处于不同层次、表现为不同形态的各种新经济要素，按照一个新逻辑重新整合起来，找到互动共生的新方式、新路径，才能构建起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产业体系，夯实新型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基础。这就需要勇于探索、敢于试错、打破定式、大胆创新，深刻分析产业发展规律，敏锐捕捉全球产业发展动向，大力引进和培育国际领军人才，充分发挥智库作用，站在全球制高点看成都，优化设计成都的产业体系，深入挖掘成都特色优势的隐含附加值，营造各种新观念不断迸发、新活力竞相涌动的新经济发展氛围。
三、坚持围绕成都特色，形成优势产业体系，决胜“新一线城市”建设
成都提出，以研发新技术、培育新组织、发展新产业、创造新业态、探索新模式为基本路径，以发展新经济形态和培育新经济应用场景为主要着力点，以营造有利于新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为重要保障，推动新经济加快发展、高质发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领跑我国“新一线城市”，全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新经济产业体系，成为我国新经济的话语引领者、场景培育地、要素集聚地和生态创新区，建成适宜新经济发育成长的新型国家中心城市；依托本地优势特色产业、高附加值细分环节，实现新经济总量指数排名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大力发展“独角兽企业”，形成由数十家“新锐”产业龙头、数十万“双创”人才大军为主体的成都新经济军团。
聚焦六大新经济形态，构建新经济产业体系。一方面，对标京沪深等国内外一线城市，在全球新兴产业展开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创意经济的全面竞争。着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资源型数字产业、技术型数字产业和服务型数字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数字金融、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一批新兴产业集群和龙头企业，抢占数字经济发展主动权和话语权；着力发展智能经济，准确把握智能制造主攻方向，大力发展增材制造、高性能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制造，推动智能制造、智能服务，积极研发智能产品，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装备，培育智能制造生态体系，在航空航天、信息网络、核技术等关系国家总体安全、产业安全的核心领域，强化军民融合发展优势，加快传统制造企业的智能化改造；着力发展创意经济，依托成都优势高校和科研机构，积极推动创新设计与工业设计发展，开展创意设计和发展创意体验，提升工业软实力，培育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专业设计机构、国际知名的工业设计大师和有世界影响力的设计品牌。另一方面，要坚持突出成都核心优势，在绿色经济、流量经济、共享经济三大领域开辟独特发展道路。着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探索绿色金融，重点打造工业节能环保、生态宜居地产、休闲旅游、绿色食品等成都特色产业，增强全国辐射带动力，大力推进工业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现工业和城市能源系统循环链接；做大做优流量经济，依托航空产业园、轨道交通制造基地、成都国际空港和成都国际铁路港物流基地、游戏动漫创作基地，提升流量承载力、流量控制力和流量运作力，打造西部流量经济龙头，建成面向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欧的对外开放门户；创新发展共享经济，充分发挥成都大都市圈集聚效应、信用信息大数据以及政策引导支持优势，围绕现代供应链、研发设计平台、人力资源服务、检验检测、品牌营销、融资租赁、电子商务、社区管理、养老服务、休闲娱乐等重点领域，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大力发展生产、生活和公共服务类共享经济，切实提高服务专业化水平，重点培育在城市文化和城市品牌建设中具有名片效应的本地乐团、球队，增强城市号召力、凝聚力和市民归属感。
构建七大应用场景，优化新经济发展环境，突出鲜明的城市功能定位。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重点提升新技术、新模式和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建成对创业早期阶段企业最具吸引力的城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着力打造智慧政务，推动智慧出行，建设智慧社区，建成科学高效管理，城市面貌和居住体验最现代化的未来城市。汇聚创新创业资源，发展文创空间，优化创新创业全面服务，建成文人墨客、极客创客之都。推进人力资本协同，加强人力资本开发，优化人力资本服务，建成高校毕业生、高技术工匠的就业首站。推进消费提档升级，扩大消费品类供给，发展个性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优化消费环境，建成产品最丰富、服务最便捷、环境最温馨的高品质城市。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积极推动生产、城市和生活绿色化，建成最具可持续发展能力、长期宜居宜业的世界级城市。推进现代供应链创新应用，创新供应链组织模式，建成具备国际门户功能、汇聚国内外商贸物流活动的枢纽城市。
作者
李扬帆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产业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张学俊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产业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傅可
（转自成都《先锋》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