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 孙飞
加快发展新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重要而紧迫的历史任务。当前，成都提出了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实施路径和发展战略规划。这是推动成都新经济加快发展、高质发展，不断增强发展新动能，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精心安排和科学部署，将开创成都新经济发展的新征途。
一、实施五种基本路径设计，有力支撑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成都提出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到2022年，基本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新经济产业体系，成为新经济的话语引领者、场景培育地、要素集聚地和生态创新区，建成最适宜新经济发育成长的新型城市。同时，结合成都的基本要素禀赋、人文环境和新经济发展所需硬件提出了“五新路径”，这是对党的十九大报告“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的积极践行。
一是坚持以新技术为驱动。新经济的萌芽需要核心技术的突破，需要领先的科学技术和前瞻的产业选择。在关键技术实现突破，才能强化在价值链上的主动权，遵循新技术驱动新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成都提出力争到2022年科技综合实力进入全国前列，重视新技术、重视成果转化、重视研发投入，很好地把握了新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二是坚持以新组织为主体。新组织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有力保障。从美国新经济发展实践看，经济范式的转变在使生产模式转变的同时，也带来企业组织模式的变革，企业生产模式的变革客观上要求组织模式创新。成都推动各类创新组织、创新企业迅速成长，培育扶持一批独角兽企业，聚集一批新经济领域高端领军人才，正遵循了这一发展规律。
三是坚持以新产业为支撑。产城融合、协同发展是符合城市崛起发展的大势。成都提出力争到2022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50%以上，形成电子信息万亿级产业集群和生物医药等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牢牢把握住了新经济的主导产业，以高新技术装备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成为新经济的主体产业的发展大势和规律。
四是坚持以新业态为引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将信息技术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企业内部价值链和外部产业链环节的分化融合、行业跨界整合，形成新型的企业、商业乃至产业的组织形态。技术裂变催生的新业态创造了新需求，形成了新的发展引擎。成都紧紧把握这一技术发展内在规律，坚持以新业态为引擎，彰显了决策智慧。
五是坚持以新模式为突破。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生产力增长机制、运行规则的表现形式，不断创新发展模式的目的就是增加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适应性。成都坚持以新模式为突破，遵循了新经济发展的内在发展规律，将持续为新经济发展传递新动能。
二、聚焦六大新经济形态，构建全球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新经济产业体系
成都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人才储备、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提出重点发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绿色经济、创意经济、流量经济、共享经济，涵盖了新经济发展的主要业态，形成了成都新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
一是着力发展数字经济，建设全球软件制造基地。把握好数字经济的发展，就牵住了新经济发展的“牛鼻子”。作为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经济利用互联网融合提升经济效率、催化新技术新业态，既包括以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增量市场，也包括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盘活的生产消费存量市场。数字经济裂变的新动能新业态，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二是着力发展智能经济，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从欧美发达国家实践看，智能制造是新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是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智能经济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着力发展智能经济，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成为成都破局新经济的重要路径之一。
三是着力发展绿色经济，打造国家级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进绿色发展，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成都推动绿色资源的转化利用、发展绿色产业、推动绿色生活，既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实践，也是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四是着力发展创意经济，着重培育具有“蜀”味的原创IP经济。成都提出大力促进知识创造、大力推动创意设计、大力发展创意体验，不仅拓展和丰富了新经济的发展内涵和外延，更是推进新经济多元化发展、跨界融合、富有地域特色的新经济产业体系构建的有力之举。
五是着力发展流量经济，建设国际交通信息枢纽和国家门户城市。成都提出提升流量承载力、提升流量控制力、提升流量运作力，高度重视流量经济发展，通过流量盘活存量，逐步提升成都对高端生产要素的吸附力和整合力，是为新经济持续发展蓄积动能、输送养分、信息融通的有效保障。
六是着力发展共享经济，努力建设共享经济发展的策源地和领先城市。简言之，共享经济是一种“不求拥有、但求所用”，旨在盘活经济剩余的新经济模式，既符合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又激发了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已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成都大力发展生产性、生活性、公共性服务共享经济，重视激活城市经济剩余，既提高资源有效利用率和生产服务供给能力，又能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最大化。
三、构建“七大应用场景”，着力培厚新经济发展的市场沃土
成都要通过大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科技创新创业、人力资本协同、消费提档升级、绿色低碳发展、现代供应链创新应用，构建与新经济发展高度契合的多元应用场景，促进新技术推广应用、新业态衍生发展和新模式融合创新。这“七大应用场景”对于“六大形态”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实属托底之举。
一是大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重点提升新技术、新模式和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服务实体经济，是发展新经济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新经济发展既要强化创新的引领动力，又要注重产业发展的延续和传承；既要依靠创新驱动新经济发展，又要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的脱胎换骨的改造升级。
二是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着力打造智慧政务，推动智慧出行，建设智慧社区。智慧城市是新经济最为集中的应用场景，对新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带动作用。成都积极实施“互联网+城市”行动，利用数字化基础设施构建市政服务平台、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不断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和经济创新力的同时，推动产城融合，将驱动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创业，汇聚创新创业资源，赋能创新创业载体，优化创新创业服务。成都的创新创业实践，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充分发挥了城市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创业服务的基本功能，也是创新驱动发展新经济，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最佳城市方案。
四是大力推进人力资本协同，推进人力资本匹配，加强人力资本开发，优化人力资本服务。新经济是创新和知识驱动的经济，其发展必须有强大和完善的智力支撑。成都加快构建符合城市发展需要的人力资本协同体系，推动人力资源优势充分转变为人力资本优势，也就牢牢把握住了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因素的深刻内涵。
五是大力推进消费提档升级，发展个性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优化消费环境。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成都高度重视深化消费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盯消费新需求、新热点、新模式，在消费拉动上下大功夫，满足不同群体的多样化消费需求，正是把握了新消费引领新经济发展的深刻内涵。
六是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积极推动生产、城市和生活绿色化。成都把绿色低碳理念运用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各方面、全过程，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推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是突破当今资源环境约束瓶颈的关键之举，符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取向，也是新经济发展的基本遵循。
七是大力推进现代供应链创新应用，着力打造供应链服务平台，推动智慧供应链发展，创新供应链组织模式。打造有利于实体经济高效运行的全链条供应链体系，既符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现代供应链构建方面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的基本要求，也是真正“赋能”新经济发展的有力之举。
四、进一步加快成都新经济发展的五点建议
目前，成都新经济总量指数、发展指数、竞争力分别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四、第六和第七位，大数据、云计算、数字金融等新经济代表行业在全国城市位居前列。成都要发展好新经济，缩小与“北上深杭”的差距，除了在上述路径、形态及应用场景着力，还应重点把握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加强区域新经济发展相关理论研究。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需要深入地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做出探索性研究，包括发展规律、演进路径、整体架构、计量核算、区域协调、产城融合，等等。
二是突出新经济的主导产业和龙头企业发展。成都应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金融作为新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在此基础上实施精准的产业政策，立足当前，着眼未来，形成“大中小”规模比例适度的有效竞争格局。要选准核心企业，即能给城市区位格局的提升、产业标签的明晰、新经济生态的繁荣带来促进作用，并专注于集中培养成为行业龙头。
三是创新政府监管方式，优化制度供给质量。城市发展新经济必须破除与旧体制的矛盾，要强化政府创新监管方式，不断提升新经济的治理能力。应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积极探索创新包容有效的审慎监管，强化底线思维，提高新经济领域的风险防控水平，构建更加包容创新、科学灵活的审慎监管制度。
四是积极借鉴国内外新经济的发展经验。目前，我国以“北上深杭”等城市为引领、部分区域中心城市竞相追赶的新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形成。从国际看，技术和制度创新、全球化的机遇助推了美国上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蓬勃发展。成都应以成功案例为标杆，积极汲取适合自身新经济发展的经验。
五是充分把握世界新经济发展的机遇期和窗口期。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新经济发展呈现出交叉、渗透、协同、融合的特征，传统的行业、产业之间的边界不断被打破。成都应高度重视新经济发展的元素“引进来”和“走出去”，牢牢把握“一带一路”发展契机，着力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张占斌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飞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助理研究员、公共管理学博士后
责任编辑傅可
（转自成都《先锋》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