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家风伴我行征文
罗 红
印象中的父亲言语不多，很是严厉，不苟言笑。听母亲说，父亲出生贫苦，小时候没上过学，17岁参加革命后上过识字班，上世纪50年代曾到中央团校学习。靠着勤奋加苦干，20多岁便担任领导职务。
童年时，父亲是那么的忙碌，要求我们是那样的严格。那时的父亲担任着一个大型水利工程项目的总指挥，我们一家随父亲居住在乡村工地上。父亲很少参与家庭生活，对待工作极其投入，仿佛他的存在价值就是工作。终日忙碌的他常常不眠不休，豪气地指挥着几千人大战水利工程，人们尊敬地称他“指挥长”。上世纪70年代末，他的座驾是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这令我和弟弟非常自豪，觉得特有面子。
我和弟弟在距离工地七八里远的一个村小上学，每当我们背着书包艰难行进在乡村小道时，心里总是幻想着要是能坐上爸爸的汽车，那该多好啊！可我从没坐过那辆小汽车，一次也没有。年幼的弟弟倒是坐过一次车，但不是爸爸那辆伏尔加。工地附近废弃的小砖窑窑炉像极了一口大锅，童年的我们常和村里的小伙伴儿一起围着倾斜的窑炉追逐嬉戏，弟弟不小心摔断了锁骨和手臂，一只手耷拉着，疼得直哭。当地的赤脚医生束手无策。在妈妈再三央求下，爸爸才拜托送货来工地的大型平板车司机，请他顺路把妈妈和弟弟捎到县城，好第一时间为弟弟接骨治疗。这是印象中父亲搞过的唯一一次特殊。
父亲担任宣传部长时，在邮政局工作的一位姐姐考上了四川美术学院，邮政局不放，父亲得知后出面找邮政局长谈话，帮助解决。这位姐姐就是后来的著名画家黄英。县医院外科“一把刀”杨叔叔的爱人在攀枝花工作，杨叔叔找到父亲，希望组织出面帮忙解决两地分居问题，爸爸爽快答应。事后，黄英姐姐和杨叔叔分别带着一瓶五粮液和两块花布来家里感谢父亲。父亲沉下脸子，把他们赶了出去。担任城建委主任时，来家里找爸爸的人更多了，送礼的人也更多了。父亲从不接受任何礼物，有时别人直接把礼物放在家门口就离开了，父亲总是四处打听，然后叫我或弟弟拎着礼物给人家送回去。
中学时，父亲在我的印象中渐渐变得那么的不近情理。因为母亲在农村当代课教师，我们姐弟仨随她落户在农村。水利工程项目结束后，父亲调任宣传部长，我和弟弟也转学到了县城。因为这个农村户口，在县城上学的我和弟弟颇受歧视，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和父亲一样级别的干部，他们的孩子都解决了户口问题，唯独我们家没有。从妈妈和爸爸的争吵中，我听出爸爸其实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但他把机会让给了别人。
大姐16岁参加招工考试录取到了林业局下面的林管站，每天骑自行车往返，单程需要近40分钟。山路坡陡路狭、人迹罕至，大姐心里的恐惧和胆怯可想而知。大姐屡次恳求父亲想办法把她调到距离县城近一点的地方，都被父亲拒绝了，父亲说：“自己的路自己走，不要搞特殊。”我大学一年级那个暑假，大姐上班路上遭遇车祸，当我和弟弟在医院太平间见到满身血迹的大姐遗体时，心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怨恨，我们觉得大姐的死是父亲一手造成的。看着父亲无力地趴在大姐遗体上，两眼木然。那一刻，我在他的脸上读出了愧疚、读出了懊恼。
退休后，父亲言语不多，默默在家买菜做饭带孙，终日操劳，似乎要极力弥补他当年因为工作忙碌疏于照顾家庭的歉意、弥补心中对我们三姐弟的愧疚。他用不停地劳作来极力讨好我和弟弟，但我们姐弟俩都不领情。
若干年后，父亲久病未愈，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按照父亲的遗愿，我们没有举行告别仪式。那两天，得知消息后自发来家里送别父亲、看望母亲的人很多，人们都念叨着说：老罗正直无私，两袖清风，是个难得的好人。
办完丧事和先生返回成都的路上，先生说爸爸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我们姐弟俩都埋怨他、不理解他，但他不怪我们。先生说：爸爸告诉他做人要有原则，一生坦荡清白，才无愧于天地。听完先生的话，我释然了，那一刻，我终于理解了父亲。
作者单位：四川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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