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全
四川境内长征是锤炼党和红军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最关键的地方
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采访毛泽东时提问：“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朱德回忆长征中与张国焘的斗争也有类似感觉，足见反对张国焘分裂斗争的胜利在长征中，乃至整个党史中的重要分量，这次反分裂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脱离共产国际指导，独立处理完成的。胡锦涛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讲话中对长征精神的五个概括中有一个是：“长征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顾大局、守纪律、讲团结的长征精神集中体现在反对张国焘分裂斗争的过程中。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会师，两军士气高昂，为开创新的革命局面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不料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由军事战略方针的分歧发展到双方差点兵戎相见，最后中共中央紧急脱险、单独率部北上，红军被迫再次分道扬镳。完全无视和肆意践踏党的政治纪律的张国焘上演了“伸手要权——分庭抗礼——另立‘中央’”的分裂丑剧。
与张国焘狂妄嚣张、咄咄逼人的态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中央始终坚持仁至义尽，立场坚定又斗争灵活，坚决捍卫了党的政治纪律神圣不容践踏。
中共中央在和张国焘分裂行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并没有因为张国焘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和形势的紧张而受其挟持、裹胁，拿党的政治纪律来做交易。分歧初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内元老轮番上阵，真挚诚恳地与张国焘沟通和交流，苦口婆心的劝说、争取，组织人事上也做了顾全大局的适当让步。一切团结和争取无效后，紧急脱险、单独率部北上后的中共中央在俄界会议上旗帜鲜明地对张国焘的错误从政治路线的高度进行了批判：“由于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对于中共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共中央耐心地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共中央进行公开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共中央的威信。”为了给挽救张国焘本人和争取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留有余地，这一决定只发给了党的中央委员。获悉张国焘另立“中央”后，中共中央在1936年1月22日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并在党内公布了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的决定。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分裂错误进行了全面的清算。1938年4月18日，得知张国焘叛逃的消息后，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通过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成为了中共中央成功应对张国焘分裂危机的关键所在。
这场反分裂斗争实际上也是对当时每个党员和红军战士纪律意识、规矩意识的严峻考验，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都经受住了考验，自觉与张国焘错误作斗争。也正是这样的考验使以红四方面军为家底成长起来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后来的中原野战军，再到后来的第二野战军，在历次战争中都是最能战斗、最能打硬仗的部队，千里跃进大别山、解放大西南、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等等，都是这支部队书写的光辉战史。反对张国焘分裂斗争的胜利也是我们党和军队纪律意识、规矩意识的胜利。
四川是长征精神影响最深远的省份
长征在四川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长征精神也深深扎根在四川,激励着四川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断书写长征新篇章。
在抗日战争中，四川人民发扬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长征精神。中华民族的抗战不是片面抗战，而是全面抗战。身处大后方的四川各级党组织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抗战路线，巧妙推动川军上层将领支持抗战，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四川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推动了川军出川奔赴全国各大战场抗日。各级党组织从村乡场镇的基层工作做起，通过宣讲抗战形势、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传递前方抗战真实情况、讲群众心里的话，取得群众信任，从而做到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与国民党拉壮丁、苛捐杂税形成明显对比，能够有效动员群众自发捐金献物，积极报名参军抗战。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300多万川军将士出川抗战，伤亡64.6万人，全国抗战中每五名伤亡人员中有一人是四川人。四川人民对全国抗战的粮食和实物支持也居全国之冠，粮食征收和抗战财政支出均一度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在抗日战场的最前线，朱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和聂荣臻等一大批四川籍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着彪炳千秋的历史作用，成为抗战史上耀眼的群星。
在解放战争中，四川人民发挥了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长征精神。大西南是全国解放较晚的地方，从红四方面军走出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承担着解放西南的重任，同时还有西南服务团和南下干部团。在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前夕，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强调党员干部要放弃可以在大城市歇下来的思想苗头，指出任务艰巨，道路还长，要做好继续吃苦的准备，从而保证进军的顺利进行、西南的迅速解放和接管工作的稳步开展。西南服务团和南下干部有的徒步从江浙一带走到四川，路程长达数千公里，到了四川顾不得休整，马上投入到地方民主建政工作中，一大批干部扎根在四川偏远地区。负责进藏的部队将进藏任务看做是一场新长征，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学习藏语，学习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在进藏途中睡草地，吃干粮，不拿藏民一针一线，赢得了藏民的欢迎和信任。正是这种精神，使得四川乃至西南在比全国解放晚的情况下实现了与全国同步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
四川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调粮发扬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长征精神。1960年至1962年，四川连年春荒，旱灾与洪涝灾害频繁出现，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危害，粮食紧缺，浮肿盛行。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粮食部也发出红色预警：“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中央催调粮心急如焚，四川粮库本来空虚难外调，但经过反复权衡，四川毅然承担了中央下达的四川等粮食调出省份必须按期按量突击运粮的死命令。面对一道又一道的调粮命令，四川人民再次顾全大局，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为全国各地输送粮食147亿斤，满载全国人民期盼的汽车、轮船、火车等从四川出发，传递生的希望的“接力棒”，奔赴全国各地，也带走了四川人民自保的希望。由于调出粮食支援全国共度难关，四川甚至都无力实现全国城镇人口27斤的定量标准，只能勉强维持21斤的标准，甚至后来机关厂矿职工只能维持19斤的水平。
四川三线建设发扬了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长征精神。四川开展三线建设可谓白手起家，仅以攀枝花为例，为了响应中央号召，数十万建设大军汇聚攀枝花，在无水、无电、无路、无车、无房等极度艰苦的条件下，以顽强拼搏的意志和震撼人心的壮举，用青春和热血，在沟壑纵横的裂谷深处书写出战天斗地、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创造了新中国建设史上的奇迹。他们硬是在2.5平方公里的不毛之地创下了“钒钛光华”“车轮上的工业基地”“30万军民打通成昆铁路”等世界工业建设史的奇迹，铸成一座“象牙微雕钢城”。作为全国最重要的战略实施地之一，四川三线建设总投资规模达393亿元，新建、扩建、内迁以重工业为主的项目250多个，四川19个市（州）都分布有三线建设项目。
当前，四川全省人民正在发扬长征精神，全面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战。四川特殊的地理特征从客观上考验了红军长征，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成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但在和平建设时期，这样的地理特征成为四川贫苦地区分布广、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的重要原因。到2015年年底，四川仍有380万人没有脱贫。脱贫攻坚关系到全省能否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当前四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道路上的一场新长征。在这场长征路上，最艰难的仍然是曾经为红军长征和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老区人民也没有等要靠，在扶贫攻坚道路上创造了上世纪90年代闻名全国的“巴中精神”。在新征程上，老区人民秉承着老区精神风骨，自力更生，多方谋划脱贫致富。与此同时，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建立了“省负总责，市（州）、县（市、区）、乡镇抓落实”的扶贫开发管理体制，省级牵头抓总；市（州）推动实施；县（市、区）落实；乡镇、村（社区）组织和带领群众推进。建立省级领导、省直部门联系指导贫困县工作制度；市（州）、县（市、区）、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扶贫开发第一责任人，要与上级党委、政府签订脱贫责任书，每年向上级专题报告扶贫开发攻坚工作进展情况；建立“片为重点、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机制，制定扶贫开发攻坚项目台账，每年对市（州）、县（市、区）和相关部门下达减贫任务，报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完成一项销号一项。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长征精神主要形成地的四川，在省委、省政府的带领下，在全省各族人民的努力下，四川一定能在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经济强省新长征上实现新胜利。（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责编：李卉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