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玉堂
强烈的党员意识，是共产党人进行角色定位的“GPS”，体现的是一种“我是党员、向我看齐”的行动自觉，一种“我是党员我先上”的献身精神，一种“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冲得上去”的先锋模范作用。纵观党的历史，无数革命前辈无论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历史关头，还是在日常的一些生活琐事上，他们都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崇尚俭朴。崇尚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归来回到沈阳，驻地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毛泽东一见，脸就沉了下来，只吃了一点青菜。饭后，他对地方领导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样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
不搞特殊。刘伯承元帅作为南京首任市委书记、市长，其长子刘太行回忆说：“有一天，他带着我们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看到一张通知，说那天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父亲正要带着我们回家，中山陵的负责干部赶来了，可是父亲还是坚持服从规定，拒绝了让我们进去参观的邀请。父亲说：‘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公私分明。周恩来在公私分明方面堪称楷模。他给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早就“约法三章”：私人的事不坐公车，不占国家的便宜；亲属来机关探亲，就餐自己买票……1973年，他陪同外宾访问河南，在洛阳看到出售的龙门碑刻拓片时，看了又看，爱不释手，想买一套，但搜遍全身也没凑够买拓片的钱。当地陪同领导提出送给他一套时，遭到他严肃批评。
严守秘密。1927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7月19日，周恩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才告诉邓颖超要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没讲。周恩来当然知道这次行动的性质。但党的纪律和规矩不允许他透露一点信息，他们只能在无言中挥手告别。后来，是邓颖超看了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周恩来患癌症后，邓颖超去医院探望，两人在病房里交谈。周恩来说：“我肚子里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也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这对为共产主义事业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革命伴侣，双方都知道诀别不久就会残酷地出现时，他们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恪守着党的纪律和规矩，坚定地把不该说的话深深地埋在各自的心底。
贵在自觉。1934年，董必武任中央党校校长。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董必武所在的党小组开组织生活会，党小组长考虑董必武工作很忙，就没有通知他参加。第二天，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了，就找到党小组长：“昨天过组织生活，怎么没有通知我呢？我也是咱们小组的一个党员呀！”小组长赶忙解释：“您的工作那么忙，我就没有通知您。”董必武听了，严肃地说：“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工作再忙也要过组织生活。不参加党的活动，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后来，在下一次党小组的会议上，他作了自我批评，并恳请大家对他的工作和作风提出批评意见。
注重家风。习近平自幼受到严格的家风熏陶。父亲习仲勋曾对习近平说：“不管你当多大的官，不要忘记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真真切切为百姓着想。”2001年10月15日，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给父亲写了一封祝寿信：“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48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我从您身上要继承和学习的高尚品质很多……”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良好的家教、家风和值得称颂的家庭美德。
摘编自《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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