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心永恒
文 罗杨
凡人类文明史上那些最伟大的艺术杰作无不出自能工巧匠之手。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敦煌洞窟的壁画等，皆无名之大匠耳。要成为一名大匠必须要有一颗对传承的技艺持有虔诚和敬畏之心。如当代紫砂泰斗顾景舟一生惜壶如命。改革开放后全国首届工艺美术大师评选，顾景舟本该榜上有名，但是送评时省里有位主管领导要他送把壶被他断然拒绝了。他说：“如果工艺美术大师是靠送壶送出来的，我宁可不要。”后来在全国首届工艺美术大师的名单上紫砂界果然无名，但他的工艺却震惊了整个工艺美术界，再后来顾景舟被评为全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用一生对艺术的虔诚和坚守，守护了艺人的尊严。
匠中能称大师的，不仅能用手用脑，还要用心。用力做可以把作品做完，用脑去做可以把作品做成，只有用心做才可以把作品做好。虚心和慧心是成为大匠的必经之路。精心和细心决定大匠之成败。
杰出的手工艺术蕴含着人类心灵的温度，是人类勤劳智慧和情感的结晶。在现代机器工业时代，节奏越来越快的社会里，工匠的生存仿佛日渐逼仄。但是人类美好的生活永远离不开匠人，特别是那些绽放着心灵智慧光芒的手工制作。手工虽然从手出发，但必须抵达心灵的深处。倾心于手，融情于艺，匠人的精魂将历久弥新，手艺永远，匠心永恒。（选自作者在“中国石雕艺术中青年传承人高级研修班”上的讲话）
真忙与瞎忙
文 老舍
所谓真忙，如写情书，如种自己的地，如发现九尾彗星，如在灵感下写诗作画，虽废寝忘食，亦无所苦。这是真正的工作，只有这种工作才能产生伟大的东西与文化。人在这样忙的时候，已把自己忘掉，便无暇计及利害金钱了；心被工作充满，同时被工作洗净，于是手脚越忙，心中越安怡，不久即成圣人矣。
所谓瞎忙，表面上看来是热闹非常，其实它使人麻木，使文化退落，因为忙得没意义，大家并不愿做那些事，而又不敢不做；不做就没饭吃。在这种忙乱的情形中，人们像机器般地工作，忙完了一饱一睡，或半饱半睡。这种忙乱把人的心杀死，而身体也不见得能健美。它使人恨工作，使人想尽方法去偷油儿。（摘自《老舍幽默小品集》）
中国人最缺少的一味药
文 刘亚洲
现在的状况是，“老百姓啥也不信，专家啥也不懂，媒体啥也不说，政治教育啥也没用。”因为你假，深入不了人心。这也是一种不老实。做文章不老实和做人的不老实是相同的。这里面有体制上的问题、教育上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代人从开始写作文就说谎。
我也说过谎。我们都写过那样的作文，比如“我捡到一分钱送给警察叔叔，警察叔叔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红领巾”；我们都写过“我扶着一个老人过马路，我看看太阳，太阳更加鲜艳了”“打扫完教室后，我擦着汗笑了，我看到我的红领巾更加鲜艳了。”我是从这里面跳出来的。
写文章，要学习鲁迅。汉语在鲁迅手下变化成了匕首和手枪。鲁迅反对一切塔式建筑，我想，他是反对高大。鲁迅《阿Q正传》出版之后，很多中国人要告鲁迅诽谤罪。因为鲁迅写的阿Q太像自己了。因为鲁迅对中国的大爱与大恨，所以他更要站出来讲实话，他用笔杆子写最真实的人生百态、社会百相。
我们仔细想想，现在的中国人真的越来越缺少了“真实”，从新闻报道到饮食起居，都充斥着作假。人无信不立，我们连诚实都做不到了，岂不是很可悲？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真实。
而我们中国人，缺少的这味药，就是真实。（摘自《精神》）
器量三层次
文 柴村惠美子
人的器量也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什么都不能交给别人，无论什么事情都得事必躬亲，这是器量小的表现。
第二个层次就是自己擅长的事情自己做，而只把对方擅长的事情交给对方来做。这也再正常不过了，所以也不是什么大的器量。
第三个层次则是，即使自己能够做到完美的事情也交给别人来做，自己则躲在背后给予默默支持、成人之美。能做到这样的人，不但很帅而且很幸福。（摘自《器》）
谈善恶有报
文 季 音
近日，在媒体上读到一则报道：美国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合作，共同研究了“社会关系如何影响人的寿命”的课题，对5000人进行了长达9年的跟踪调查观察，发现一个为人善良正直的人，在“心怀善念、积极思考”时，人体内的免疫细胞就变得活跃，免疫功能就强健，人在一般情况下不容易生病。反之，有些心术不正的人，当他们“心存恶念，负面思考”时，良性免疫系统会被破坏，走向恶性循环，使健康受损。研究结论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法是符合科学的。
我国早期的有些经典著作中，其实就有人论述过这个类似的话题，认为人的健康与人的品行密切相关。孔子曾说过：“仁者寿”，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就可能健康长寿。我国医学巨著《黄帝内经》里说：“静则神藏，燥则消亡。”这里说的“静”，不是指单纯的静止不动，而是指一个更广泛的“静”，即做人要“静”，心态平静，安分守己，做个好人。而“燥”则是行为焦躁，心怀恶念，屡干坏事，最后结果是“消亡”。至于“善恶有报”的民间传说，那就更多了。古往今来的历史上，好人千古流芳，恶人遭到唾骂的真实故事，难道还少吗？（摘自《新民晚报》）
书刑
文 佟才录
纳吉扎德是伊朗北部城市贡巴德卡武斯的一位法官。有一次，他审理一桩青少年拦路抢劫的案件，那名少年叫卡西姆，只有16岁，上高中一年级。经过了解，卡西姆之所以抢劫，是因为他的母亲发着高烧，却没有钱去医院治疗。
如果依照伊朗法律，卡西姆会被判监禁6个月。虽然仅仅是6个月监禁，但从此他的人生便有了污点，对日后工作和生活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深远影响。纳吉扎德很为卡西姆惋惜，为此，他专门查阅了一些卷宗，发现一些青少年第一次犯罪被判入监服刑后，出狱后大部分会很快二次犯罪，因为他们身上有了“污点”和“标签”后，会遭到周围人的歧视而产生“破罐破摔”心理。也正因如此，伊朗青少年的犯罪率居高不下。
纳吉扎德想，青少年犯罪一般都是由于年轻气盛和缺乏法制观念所致，如果让他们多读一些法律书籍，也许会起到减少犯罪的作用，能不能判处他们“书刑”——以“读书”代替“监禁”呢？纳吉扎德把查阅到的卷宗材料和自己的想法整理成书面报告递交到上级法院，获得批准。不久，纳吉扎德就对卡西姆抢劫一案进行了审理，判处卡西姆“书刑”——卡西姆可以不用入监服刑，只需要阅读法官指定的五本书，并写出读书笔记上交给法官就行了。
“书刑”在贡巴德卡武斯试行后，受到了少年犯、少年犯家属以及法律专家的一致赞誉。该地区的青少年二次犯罪率几近为零。前不久，“书刑”被正式写进伊朗国家法律中。
法律是坚硬的、冰冷的，但如果在坚硬、冰冷的法律条例里加入一些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是不是会使法律更具人情味，更好地规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呢？（摘自《生命时报》）（责编：李卉嫔） （本版插图/杨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