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断错案”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防范？看看历代刑律如何制定惩治“断错案”的追责措施。
古代如何防范审判出错？
案子都是由人来查、人来审的，客观上很难保证一点不错，如果有人徇私枉法，冤案就更不可避免。
中国古人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尚书·周书·吕刑》中就曾提到过刑法审判中的五大弊端：依仗官势、挟私报复、暗中做手脚（一说听信女人枕边风）、索受贿赂、谒请说情，即所谓“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如果法官行为在这五方面有失检点，造成判罚不公，“其罪惟均”，意思是其罪过与犯人相同。可见，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即开始防范审判不公和司法腐败。
就追责来说，先秦时期的惩处力度相当大。为了防止官官相护，还出台了举报奖励制度：如果同事能主动检举揭发枉法官员，不只可免予处分，还能顶替枉法官员职位，享受相应物质待遇。
因为有一系列严格的追责制度，先秦时代司法人员大都能严于律己，依法办事，捍卫法律尊严。有的人甚至因办错案子而自责，自杀偿命。在追责制度外，先秦时还有一套纠察制度，为受害方提供申诉渠道。《周礼·秋官》中记载过，有一个职位叫“禁杀戮”，这是周代掌“司斩杀戮”的国家高级公务员，专门负责纠察官民擅自动用斩杀刑罚的行为，对故意不受理案件或者阻挠他人投诉的法官，即“攘狱者”“遏讼者”，一经查出，呈报后即严惩，“以告而诛之”。
古代如何限制非法取证？
刑讯逼供在哪个朝代都少不了。如此酷刑，求生不得，求死不成，没有几个人能不“老实交代”的。东汉永初年间（公元107—113年），曾出现了不少冤案。《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记载，当时临朝的邓太后，亲自到洛阳寺审案。当时，有的囚徒根本没杀人，因遭刑讯逼供只得认罪。邓太后仔细审核，最后理清了所有冤案，办案的洛阳县令被逮捕并下狱抵罪。
在古代，因为刑讯手段过于严酷，有时连皇帝都看不下去。《魏书·刑罚志》记载，北魏拓跋宏（孝文帝）当皇帝时，有的官员一旦定不了案，便采取刑讯逼供取证手段，给犯人戴上超重刑具，如不交代再在脖子上系上一块大石头，安排身强体壮的狱卒轮番拷打。孝文帝“闻而伤之”，当即批示，以后不是大逆不道，且有明证却不肯招供者，不准再给犯人戴大型枷锁。所以，考虑犯人容易屈打成招，造成冤案，即便在刑讯合法、允许逼供的朝代，法律对刑讯行为也是有严格限制的。
为了防止非法取证，各朝代的用刑标准都有上限，如唐代便规定，“累决笞、杖者，不得过二百”，即最多打200下。对特殊对象，唐代还有规定，70岁以上的老人、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残疾人、孕妇，一律禁止刑讯。
《唐律疏议·断狱》“拷决孕妇”规定，“诸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及决杖笞，若未产而拷、决者杖一百，伤重者依前人不合捶拷法；产后未满百日而拷决者减一等。失者，各减二等。”从中可以看出，如果对孕妇行刑、刑讯，相关责任人要被“杖一百”；即便对生产以后、未满百日的女犯动刑，官员也要受到处罚。
唐代这一防止非法取证的规定为后来历代沿袭，宋、元、明、清诸朝刑律中，都有类似的条款。
古代如何惩治超期羁押？
明代以酷刑著称于史，但同样禁止刑讯逼供，不止一位皇帝亲自作过批示，不得严厉拷打犯人。
当然，古代在惩罚执法者的违法行为时，也会考虑是故意还是过失。宋朝规定，如果故意挟私情违法拷讯致囚犯死亡的，以故杀论，处斩。如果是过失行为，则减轻罪行。如将无罪者拷打致死，减故杀罪一等；如被拷打死者是有罪之人，则减故杀罪三等惩罚。
除限制刑讯逼供，古代对犯人的羁押期限也有严格的规定，不得超期羁押。
“羁押”是现代司法术语，古代称羁押为“囚禁”，法官如果不按规定囚禁犯人，要承担刑事责任。《唐律疏议·断狱》规定，“若不应禁而禁，及不应枷、锁、杻而枷、锁、杻者，杖六十。”
《明律·刑律·断狱》“故禁故戡平人”条规定：“凡官吏怀挟私仇故禁平人者，杖八十；因而致死者，绞……若故戡平人者，杖八十；折伤以上，依凡斗伤论；因而致死者，斩。同僚官及狱卒，知情共勘者，与同罪；至死者，减一等。”所谓“平人”，就是指没有犯罪的普通老百姓。
在问清细节，被告已认罪又无需再询问的情况下，不只证人，连原告也应即时放回，否则相关法官要被处罚。《明律·刑律·断狱》“原告人事毕不放回”条规定，“若无故稽留三日不放，笞二十，每三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
古代断错了案如何处置？
司法问责制度，根本上是为了减少和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那么，万一案子判错了，怎么办？中国古代主要有同职公坐、援法断罪、违法宣判、出入人罪、淹禁不决等五种情况，分别论罪。其中，最突出的是“同职公坐”责任。
所谓“同职公坐”，是指所有参与具体办案的人员，在判决书上均要签字，如果将案件错判了，均负有连带责任，即过去常说的“连坐”。《唐律疏议·名例》“同职犯公坐”条，“诸同职犯公坐者，长官为一等，通判官为一等，判官为一等，主典为一等，各以所由为首。”可见，即便无私心、无腐败，仅仅是工作失误，从上到下四级责任人都要接受相应处罚。
如果非工作失误，采取虚构事实、增减案情的办法，将案子错判，有罪者判无罪，无罪者判有罪，或者重罪轻判、轻罪重判，即所谓“出入人罪”，惩罚更重，法官要遭“反坐”：判处和犯人相同的罪行，即误判犯人死刑的，出事法官也犯死罪，且“死罪不减”。
“反坐制度”继承了先秦判罚不公“其罪惟均”的刑法思想，此制度在汉代已施行，汉顺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零陵太守刘康，因为“坐杀无辜，下狱死”。
法官依法审案，“援法断罪”，否则问题很严重。据《商君书·赏刑》，先秦时如果法官不执行君王法令，将被判处死刑，而且父母、兄弟、老婆都跟着他倒霉。这一点进入封建时代后，有所减轻，但也要领“笞刑”，唐、宋及明、清法律中都规定：“违者笞三十”。
（来源：《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