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是民族战争大后方的主要基地，无论兵源、粮源都居全国之冠。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为全国战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大后方的战略要地。四川特别是陪都重庆是日军大轰炸的重点地区，四川的损失极为惨重，但四川人民冒着被空袭的危险，仍坚持生产，支援抗战。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五千万四川人民在八年抗战中，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四川是最早出兵抗日的省份之一，卢沟桥事变的第三天，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就电告蒋介石，表示愿率川军出川抗战，并通电全国，主张全国总动员，同心一德，共赴国难。9月1日，川军先头部队即分三路出发奔赴抗日战场。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豫中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条山之战、长沙三次会战、独山之战等大小战役近30次。在全国各地抗日战场上，都有身穿粗布单衣、足蹬草鞋、肩背竹斗笠和大刀的川军健儿的身影。他们与装备精良的敌军相战，虽然奋不顾身，英勇冲杀，但损失和牺牲很是惨重。

抗战期间，四川先后出兵参加抗战的部队有7个集团军，12个军，27个师，共出兵302.5万余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战场。据国民政府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中国军队战死、负伤和失踪的总人数为320万人，川军为64万余人，占全国总数的20.20%。

1944年湘桂战役失利，举国震动。在这紧急关头，国民政府急于组建一支机械化部队，号召10万知识青年从军。四川立即掀起知识青年自愿参军的热潮，参军人数达4万余人，也是全国之冠。在当时抗日战场作战部队中，川军的出征数量最多，占全国征募入伍1405万人的21.53%，即在全国出征军中，每10人中就有2个川军，以至有“无川不成军”之说。

沿海城市及武汉沦陷后，华北、华东的军工厂，大多集中迁往重庆地区，致使重庆成为战时军工生产的中心。这些内迁的兵工厂，在兵工署的统一规划下，经过调整和改组，尽可能实行了专业化生产，形成了新的兵工生产体系。集中在重庆地区的这些兵工企业（包括少数民营厂）生产了大批武器弹药。据统计，每年制造手榴弹300多万枚，迫击炮弹80万发，枪弹500万发，飞机炸弹7万余发。自太原失守后，前方所需武器，基本上由重庆地区生产提供，保证了抗战军需。

为满足战时军工生产的需要，重庆地区新建和扩建钢铁厂36家，而在抗战前重庆只有磁器口一家钢铁厂。据《战时后方冶金工业史料》记载，抗战时期，大后方有钢铁骨干企业12家，四川占10家，其中重庆占9家，而云南有2家。据1945年统计数字，重庆钢铁产量达到41192吨，约占全国钢产量的三分之二。以1940年的钢铁产量与1937年相比，四川生铁产量约增加3倍，粗钢增加2.5倍。能源方面的煤炭、石油、电力亦相应得到发展，煤炭生产增加16倍，石油增加13倍。据统计，战时四川电力装机容量为3万千瓦，年发电量2.6亿度，居战时全国第一位，这些都为抗战时期保证军工和民用的需要起到重大作用。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四川负担起前线抗日将士和大后方民众粮食供应的重任。而此时的四川，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公务人员、难民、流亡学生以及内迁工厂企业的职工不断涌入，四川人口骤增。至1940年四川省积粮早尽，粮食供应已很困难，粮价不断上涨。1941年国民政府实行田赋征收实物，从9月16日开征至12月止，全川征购粮食1100余万市石，完成征购总额的90%以上，至1942年2月底止，已征粮1330余万市石，超过原计划1200万市石的11%，实物征收及实际征收数，四川均为全国第一。

据粮食部1941年统计，全国21省实征实购粮食共计5430余万市石，四川实征、实购粮食各为678万市石，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以后逐年增加，除征收、征购外，还有征借、派募等形式加重负担。从1941年征收实物起至1945年抗战胜利，四川共出粮10238万市石，占当时全国征收粮食总额的三分之一。

同时，各种税收、捐献，其最大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担负。据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的统计，抗战期间全国财政支出为14640余亿元，四川负担4400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实际上四川担负国民政府财政支出的50%左右。

抗战时期，四川空袭不断，特别是重庆地区的工矿企业是日机空袭的重点目标，许多厂房机器被炸，工人们日夜抢修，又恢复生产。在安全设备极差、空袭不断、工资低而物价又疯涨的情况下，工人们不计报酬，不辞辛劳，为抗战加紧生产。除上述军工、钢铁、煤炭和电力，年年增产外，军需民用的食盐、酒精、棉纱、肥皂、机制纸等都年年增产。重庆较集中的机器棉纺业，年生产棉布19万匹，还动员了近6万台铁木织机，生产土布，供应了大部分军用民用布匹。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成都、重庆两地的水电工人，不顾个人安危，随炸随修，始终保持水电供应，多次受到政府和防空部门的嘉奖。 

在水运方面，当时入川的唯一通道是靠水运，民生公司出力最大，功不可没。民生公司有轮船135只，职工7000余人，他们舍生忘死地参加抢运物资和难民的工作。从1937年至1942年，运送川军到抗日前线达200多万人，运送政府入川物品40万吨以上，抢运兵工器材物资近17万吨，军用辎重26万吨，民营内迁企业设备9万吨。运送难民、伤兵、流亡师生、公务人员共16万余人。

1943年秋，国际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美国以大量空军支援中国，缘于“持续大规模的对日空袭，只能由中国的空军基地来执行”，并选定在大后方的成都地区，修建一批轰炸机机场和驱逐机机场，以便美国飞机能起飞去轰炸日本本土。因此，修建这批飞机场就成为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业最紧急的任务。1943年12月，国民党当局决定在成都地区修建新津、邛崃、彭山、广汉四个轰炸机机场，扩建或新建成都凤凰山、太平寺、温江（黄田坝）、德阳、华阳等五个驱逐机机场。因为时间紧迫，工程浩大，先后动员了150余万民工日夜投入抢修。

新津机场是美军当时现代化设备机场，是B－29型轰炸机的主要基地。B－29型轰炸机号称超级空中堡垒，是专为轰炸日本设计的，跑道比一般机场要宽要长，工程质量要求也十分严格。这次扩建抢修，紧急动员华阳、崇庆、大邑等22县的民工，共计20余万人参加。修机场所需石方，全靠民工肩挑运送，他们肩挑时间过久，常常出现双肩红肿以致肉破血流。土方工程也同样艰巨，全部土方在100万立方米以上，挖土工具是锄头，运输仍靠扁担、撮箕等原始工具。

四个轰炸机机场先后完工，1944年6月16日，美军空中堡垒B－29轰炸机，首次从成都地区起飞，轰炸日本八幡的制铁炼钢基地，使日本遭受巨大损失和打击。此后，美军轰炸机都从成都地区机场起飞，不断对日本进行轰炸，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为适应抗日需要，1938年国民政府决定赶修川陕、川黔、川滇、川湘四大公路，要四川加紧完成川境内部分。这四大公路先后于1940年完工通车，仅修川陕、川滇两条公路，先后征用民工250万人。当时修路技术和设备都很落后，大多使用錾子，工程十分艰巨。民工们不计报酬，日夜赶修，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抗战时期从滇缅公路和西北国际运输线路两大国际通道，载运了大量美、英和苏联的援华物资，对维持大后方的经济，改善和充实抗战军备都起到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航空部队将重点转移为攻击我后方战略基地，四川是抗战大后方主要战略基地，就成为日军空袭的重中之重。从1938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六年时间里，日本空军不断对四川进行轰炸，涉及全川61市县，其中空袭成渝两市次数最多，损失和牺牲也最为惨重。

重庆遭受日机空袭计72次，其中震惊全国的以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1940年5月至10月连续6个月的狂轰滥炸、1941年6月5日，日机夜袭重庆造成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1941年8月6小时无间断的“疲劳轰炸”等损失最为惨重。

成都是四川省会，遭受日机轰炸的强度仅次于重庆。从1938年11月8日至1944年10月止，5年中，日机空袭成都共24次。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是1941年7月27日，80架日机分三批对成都进行连续轰炸，损失最惨重。

在敌机6年空袭中，四川死亡人数达22519人，伤26010人。前方将士在战斗中流血牺牲，大后方四川人民在日机空袭中也同样流血牺牲，其伤亡人数并不亚于一次大战役的伤亡损失。同时，空袭中人民财产也遭受了巨大损失。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四川人民的血泪债。（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责编：裴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