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玉胜
红包是我国社会人情往来中常见的现象，但透过诸多官员贪腐的案例，人们总能从中窥测到“红包”的影子。还有官员专门设定红包金额限制：每次收受红包数额控制在5000元以内，超过数额的要退回一些。作为人情世故表达载体的“红包”，缘何会成为诱发一些党员干部腐败堕落的“脓包”？“限额红包”或可折射出官员群体中某些普遍性认知误区。
“红包”被充作行贿人与受贿者权钱交易的工具，就在于其往往被赋予大众化、欺骗性和隐蔽性的人情世故色彩。在一些贪官看来，小红包只是带有礼尚往来、情感投资性质的合理产品。用他们的话说，“单位要干事，朋友要应付，生意要照顾”，收受红包就是要苦心经营人脉关系，就算因违规被开除，还有朋友，还可以做生意。由此不难看出，这些官员对“红包”的违规属性心知肚明。
至于把每次收受的红包控制在一定数额以内，甚至将超过的数额退回，更是掩耳盗铃的认知误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对犯受贿罪的，其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可依照“贪污罪”的相关规定处罚；“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也就是说，5000元并非贪官“安全线”和“免罚线”，且犯罪数额认定采用简单累计的方法，只要没有被处罚就难逃惩处。那些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的贪官，还需进行法律补课。
“小红包”误区让官员身陷“温水煮青蛙”陷阱，以“收的数量少”自我安慰，或往廉政账户里打一部分钱掩人耳目，背后都是希冀规避处罚的侥幸心理，其实质是对贪腐危害的认知缺位和对党纪国法的敬畏缺失。面对锐势不减的反腐浪潮，一些官员千方百计寻找制度缝隙、窥伺贪腐机遇，甚至不惜顶风违纪，折射出反腐倡廉建设的任重道远。要让官员群体真正步入“不想腐”的精神境界，需采取党性教育、观念更新、误区矫正、法治建设等综合性措施。
